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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理念的总结

发布时间:2014-12-17 10:32:27 来源: 关注:2197 打印本页 [字体: ]

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理念的总结

作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Hans-Heinrich Jescheck 译者:周遵友

译者注:原文(Strafrecht und Kriminologie unter einem Dach: Schlussworte)系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教授在其2005110之九十大寿庆贺研讨会上的演讲,发表在《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教授于2005110日之九十大寿庆贺研讨会》(Strafrecht und Kriminologie unter einem Dach: Kolloquium zum 90. Geburtstag von Professor Dr. Dr. h.c. mult. Hans-Heinrich Jescheck am 10. Januar 2005),该书是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刑法学所长乌尔里希·齐白(Ulrich Sieber)与犯罪学所长汉斯-约克·阿尔布莱希特(Hans-Jörg Albrecht)主编,Duncker & Humblot出版社,2006年。原文没有注释,译文中注释也均为译者所加。

该文作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Hans-Heinrich Jescheck),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首任所长(1966年至1983年);译者周遵友,现为该所刑法学博士生。

 

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女士们、员工们、访问学者们:

我最衷心地感谢你们前来参加我们的这次研讨会,以便在我的九十岁生日之际向我表达你们的关心,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与我一同感到高兴的还有我的太太。你们大都认识她,她也总是与本所同呼吸,共患难。你们抽出时间,与我、与我的相识们、朋友们以及本所的现有员工们相聚,回顾这里发生的一切。客人们不辞辛苦,有的还是远道而来,大家都在今天的这次聚会上重温旧日的友情。对于那位最远道的客人,来自日本的我的老朋友西原春夫(Haruo Nishihara)教授,我想特别表达一下我的问候。他曾担任日本东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的校长,现在已经退休。衷心感谢您的到来,以及我们之间将近50年的友谊。

在此研讨会即将结束之际,我想讲一下我们研究所作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共同机构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我想讲讲本所的创建历程,这要一直讲到1966年本所并入马普协会,以及1970年成立犯罪学研究团队;第二,我想讲讲犯罪学如何融入这个当初只进行刑法学研究的机构,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我于1983年退休;第三,我还想讲讲未来的任务,也就是在我看来当今时期本所两个学科面临的任务。

 本所的历史追溯到1938年由阿道夫·徐恩克(Adolf Schönke)——即我的弗莱堡大学教席的前任——组建的“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室”(Seminar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s Strafrecht)。徐恩克于1937年受聘于弗莱堡大学,之前他在帝国司法部工作,并已经在那里赢得了比较法专家的名声。他也对犯罪学,即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于1942年第一次出版的、以“徐恩克-施罗德”(Schönke-Schröder)命名并为法学界同仁熟知的刑法评释集中,徐恩克就有计划地把犯罪学纳入其中,这在当时是个创举。只要当时还允许进行这些访问的话,徐恩克就通过对外访问结交了早期的国际朋友。他还持续不断地发表论文,孜孜不倦地进行比较刑法课题的研究。鉴于徐恩克享有比较法学家的美名,人们自1950年起讨论如何把他的“研究室”(Seminar­­—­­—1947年始已被称为“研究所”(Institut—­­—扩建为联邦德国、巴符州以及弗莱堡大学的一个共同机构。这一讨论的主要背景是当时即将进行的“刑法大改革”(Große Strafrechtsreform)。1952年,徐恩克正式接受联邦司法部的委托,开始准备进行比较法研究。1952年底,弗莱堡大学的这个研究所逐渐转变为一个私法意义上的公立基金会。

 我是于1949年在写作教授资格论文期间认识徐恩克教授的,当时他曾欣然答应通读我的这篇论文,并且以他一贯的方式对论文作了眉批。此外,他还于1951年携我到图宾根参加“比较法协会”(Gesellschaft für Rechtsvergleichung)的成立大会,并在1952年即国际刑法协会(AIDP)德国分会成立之后把我任命为该分会的两个秘书长之一。但是,关于未来的所有计划突然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终结。阿道夫·徐恩克于1953年突发重病,意外身亡,年仅45岁。按照原来的安排,由他率领的德国分会将于1953年秋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刑法学大会上被国际刑法协会接纳。德国分会果然被国际刑法协会接纳,只是他已无缘参加。

 195441,我被任命为他的教席继任人,兼任研究所所长。在弗莱堡举行的就职演说那日,即1954614,联邦司法部国务秘书[1]沃尔特·斯特劳斯(Walter Strauß)博士和我们的校长普法嫩斯蒂尔(Pfannenstiel)在校长办公室签署文件,正式将该研究所转变为一个基金会。巴符州(Baden-Württemberg)文化部长[2]在此之前已经签了字。我了解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计划,而且也知道,徐恩克所作的规划比这个还要宏伟。他在柏林时跟两个最早的法学机构都比较熟悉,这两个机构属于当时的“威廉皇帝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3]在本所于1966年被马普协会接纳之前的12年间,我一直都是依据基金会章程执行徐恩克的计划,而且总是在潜意识里贯彻他的本来主张。我们的研究所是从小做起来的。我就任时,所里只有三个人。这种情况迅速而全面地发生了改变。该所向法人基金会的转型是由最初的助理哈因茨·马特斯(Heinz Mattes)和鲁道夫·拉伊宾格(Rudolf Leibinger)完成的,行政主管狄特(Dieter)先生创建了行政班子,图书馆的基本理念也同样是由研究所助理弗雷德里希·吉尔德斯(Friedrich Geerds)奠定的。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来自我所在大学里的研究室,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队。最早的外国奖学金生包括西原春夫、弗朗科·布利科拉(Franco Bricola)、安托尼奥·白瑞斯塔因(Antonio Beristain)、马里诺·巴巴罗·桑托斯(Marino Barbero Santos)、弗里茨·许特尔(Fritz Rüter)、何塞·路易·德拉奎斯塔(José Luis de la Cuesta),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比较刑法学界国际知名的人物。

我们充满了雄心壮志,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热火朝天地投入工作。我们完成了“刑法大改革”所需的比较法上的前期工作,其中部分工作是由以朗-黑因里希森(Lang-Hinrichsen)为首的所外人士承担的。这些前期工作还被后来进行的刑法执行领域的比较研究以及刑法执行法规的翻译所补充。在本所最早进行的比较法项目中,约尔根·迈耶(Jürgen Meyer)负责“刑事再审”,尤斯图思·克余姆派尔曼(Justus Krümpelmann)负责“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审前羁押”。我们确定了每个项目的大纲,包括各国概况、总结分析与刑事政策等内容。后来,开始有学生完成了比较法方面的博士论文,部分论文是在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后赴外国进行的。我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高度敏感的领域也进行了研究,比如梯尔·里昂(Thea Lyon)为写作《民主德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在莫斯科呆了一年。这里还诞生了早期的教授资格论文,比如《引渡法和基本法》就是梯欧·弗格勒(Theo Vogler)依据传统概念写作而成的一部国际法著作,该书使他获得了柏林自由大学的教职。一大批外国学者来此讲学,他们之中有汉斯·秀尔茨(Hans Schultz)、切萨雷·佩达策(Cesare Pedrazzi)、弗莱德里希·诺瓦科夫斯基(Friedrich Nowakowski)、罗伯特·豪塞(Robert Hauser)、格尔曼(O.A. Germann)、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马克思·格林胡特(Max Grünhut)、埃德蒙德·迈茨格(Edmund Mezger)、卡策米尔茨·布哈拉(Kazimierz Buchała)、格奥格欧斯·曼卡克斯(Georgios Mangakis)、希美尼斯·德·阿苏阿(Jimenez de Asúa)、皮德罗·努沃罗尼(Pietro Nuvolone)、埃杜阿多·考雷亚(Eduardo Correia)和吉由赛贝·贝迪欧(Giuseppe Bettiol)。这些学者的到访表明,该所已经赢得了名声,并且已经在国际上立足。正如捷克布拉格的卡尔斯(Karls)大学教授弗拉迪米尔·索尔纳(Wladimir Solnař)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甚至在共产主义的东方,铁幕也已拉开。我们与克拉考(Krakau)大学的刑法教授们举行的第一次研讨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与美国的联系也开始建立起来,这是通过数个学期以来与杰哈德·米勒(Gerhard O.W. Müller)、 蒙拉德·鲍尔森(Monrad Paulsen)、杰里米·豪尔(Jerome Hall)、理查德·豪尼西(Richard Honig)、森佛德·卡迪希(Sanford Kadish)等人举行的学术会议建立起来的。我们重新开始了《国外刑法典翻译》这一经典丛书,其中还纳入了苏联阵营国家的刑法典。

 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该所于1966年跨出关键性的一步,它被并入了马普协会。1966721,布腾安德特(Butenandt)主席在弗莱堡商业大楼(Kaufhaus Freiburg)大厅举行的庆祝仪式上亲自将所长任命书交到我的手上。于是,该所成为马普协会人文科学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了像其它马普研究所一样的由章程规定的架构和部门,并且获得了自己的预算,而该预算为本所人员的继续扩编和图书馆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可能。

 当然,比较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共同“屋檐”至此还未搭成。我总在心里想着这件事,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本所的监察委员会(Kuratorium)。我的理由是,在未来的20年里,刑法学将由一个纯粹研究规范的学科发展成为一个双轨制的学科,即该学科不仅研究法律,而且研究“生活事实”(Realien des Lebens)。我本人为刑法大改革进行的比较刑法研究工作的经历,以及我为本所项目而做的前期工作,这些都尤其向我表明,我们必须选择这条道路。为了自身研究方向考虑,本所也必须进行犯罪学的研究,这样才不至于错过科学发展的机会。虽然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完全不同,但是法学家应当了解犯罪学家的工作方式,并且学会使用他们为刑法所做的研究成果。以国务秘书斯特劳斯为首的监察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解释,马普协会行政委员会于1969年同意本所增设一个犯罪学研究领域。不久,马普协会便决定增设一个犯罪学所长的职位。

为增设这样一个部门,亲爱的凯赛尔(Kaiser)先生,您于1970年得到任命,这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件幸事。我俩都来自埃杜阿德·凯尔恩的门下,您还因为犯罪学的缘故求学于图宾根大学的汉斯·戈平格(Hans Göppinger),我也是在那里与他熟识起来。就这样,我们俩相处非常融洽。在我们的共同领导和轮流主持下,在我退休之前的12年中,我们完成了五个大项目,设立了若干个独立的犯罪学课题。

起初,偏激派的犯罪学家们对我们的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合作成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批判了当时的刑事司法,理由是弱势群体在刑事诉讼中基本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获刑的几率比别人更大。我们与偏激派代表人物弗里茨·扎克(Fritz Sack)这位优秀的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指责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冷落了那些社会底层中的穷人。鉴于本所兼有两个部门,而且具有刑事政策上的使命,我们对此指责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在从事司法项目(Justizprojekten)时,总是实事求是地调查事实真相。库尔沁格(Kürzinger)教授在其教科书中对当时盛行的——之前曾由韦布克·西特凡(Wiebke Steffen)在本所研究过的——“标签模式”(labeling approach)理论的真正核心进行了追述,而该理论核心并不包含这种指责,即在刑事追诉中存在着故意针对某个社会阶层的区别对待。人们认识到,我们既不隐藏也不掩饰什么,实际上却愿意而且能够听取他人的意见。此后,抨击之声也就逐渐消失了。我们过去一直都在致力于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所倡导的更好的刑法,但我们认为别的东西也是合理的,这种东西比刑法还要好,只以“最后手段”(ultima ratio)原则为界。我已将这些原则总结为以下公式:“刑法的力度有多大,社会的救助就应有多大”。基于此,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亲爱的梯德曼(Tiedemann)先生,您代表“社会防御与人道刑事司法协会”为我颁发了“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奖章”。

在增设犯罪学部门后,我们进行的密切合作还包括一些较大的项目,比如企业司法(比如工业界自定法律的实施问题),刑事诉讼开始阶段的检察官和警察,警察处理民众举报及其独立进行的筛选机制,作为自由刑最重要的替代方式的罚金刑,旨在针对并关注社会生活的自由刑执行的开始,以全球化和开放边界为标志的大规模经济犯罪。此外,我们还大力进行了自由刑执行中的罪犯处遇问题的研究,以便用于评估青少年在审前羁押程序中的处遇。这个研究项目主要是由海尔穆特·库利(Helmut Kury)率领的工作团队进行的,他们还与弗莱堡大学所属的“青年援助社科学研究所”、[4]弗莱堡、拉希达特(Rastatt)、曼海姆(Mannheim)的监狱以及缓刑执行人员。所有这些课题都与刑事司法具有事实上的关系,而且也有必要从刑法学与犯罪学两个方面进行体制化的合作。这两个学科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回答这里的任何一个问题。

1978年召开、由国际知名人士参加的题为“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刑法学与犯罪学”的研讨会证明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研讨会同时也是该所的这个新楼的落成庆典。这栋新楼功能齐全,实践了约哈娜·波希(Johanna Bosch)提出的风格上和实用上的理念。当时,我们的挪威朋友兼同事约翰·安德内斯(Johannes Andenaes)在其总结发言中说道:

“有益于刑事政策的比较刑法学绝不能仅限于刑法教义学的研究,它也不能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应揭示和说明一种社会与思想背景,即法规是如何应用于实践的,以及人们从中积累了哪些经验。简而言之,它应当是刑法学、犯罪学、法社会学的一种综合方法。”

对此观点我还应说明一下,犯罪学在与本所刑法学进行的合作中根本没有丧失其在自身研究领域内的自由空间。这不仅对“比较犯罪学”(Vergleichende Kriminologie)如此,对于其完全独立于刑法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对于犯罪起源(犯罪学上的一个主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受害人调查”(Opferbefragungen)项目以比较方法研究了民众参与打击犯罪,以及犯罪黑数(Dunkelfeld)在斯图加特和苏黎世这两个大都市的情况。汉斯-约克•阿尔布莱希特(Hans-Jörg Albrecht)在奥地利与其同行弗兰茨·帕林(Franz Pallin)(奥地利最高法院院长)以及亚诺希•费黑瓦瑞(Janosch Fehérváry)进行的量刑问题比较研究。这是独立的、比较法上的犯罪学研究的一个例子。库尔沁格在我的祝贺文集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犯罪人:实证犯罪学研究的起点还是终点?》的文章又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刑法学的例子。该文遵循了戈平格的基本路线,但在最后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充分解释犯罪个案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现在还未取得成功。”

我在退休之前进行的两个项目表明,1969年德国刑法改革所贯彻的当代刑事政策的重大的——也是我们倡导的——基本原则已被广为接受:即罚金刑作为自由刑的基本替代方式,短期自由刑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自由刑是量刑中要考虑的“最后手段”。我的英年早逝的学生格尔哈特•格雷宾(Gerhard Grebing)负责的罚金刑项目于1974年得出结论称:罚金刑是成年人所获刑罚的最重要方式,约占刑罚总数的82%。这一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当时,从自由刑向罚金刑的重要转变还未发生。罚金刑项目的犯罪学部分是由汉斯-约克•阿尔布莱希特承担的,具体工作包括:对罚金刑在民众中效力的评估,被判罚金刑者的法定缓刑,根据日额金制度进行的罚金刑裁量。由此,罚金刑在刑事政策中的地位不仅得以巩固,而且又有拓展。

在罚金刑项目之后,我们进行了刑罚研究的第二个共同课题,即“自由刑”。这项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为该项工作所做的贡献是为其进行总结分析和刑事政策评估,这也是我在本所的最后一项工作。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最后手段”原则作为自由刑的优先规则已经在我本人所研究的国家范围内得到承认,并已经在某些国家得到贯彻。正如期待中的那样,德国与其它国家相比遥遥领先,自由刑在成年人所获所有刑罚中仅占18%。从自由刑向替代方式的重要转变也是在这里发生的。

在我退休之前,我没能完成最后项目中剥夺自由的处分(Maßregeln)这一部分。但是,两个备受争议的处分措施后来还是由犯罪学工作小组承担了,这也正应了我们的“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的格言。针对社会医疗机构进行研究,胡迪格•奥特曼(Rüdiger Ortmann)得出结论说:根据重犯率这个标准,相对于普通执行程序中的监督小组而言,在社会医疗机构里治疗成功的几率虽然不是零,但也微乎其微;一个积极措施应当是改善医疗机构的环境以及社会治疗者“整体生存条件”。遗憾的是,社会治疗(Sozialtherapie)未在1984年被规定为处分措施,这一失误至今仍饱受诟病。现在看来,正确的决定应当是引入社会治疗这种措施,对普通执行方式进行修正,并在适用这种措施时要考虑被执行人的特点。社会治疗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机构的环境,以及被释放者受到的事后治疗的强度。当然,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执行问题。

保安监督(Sicherungsverwahrung)是第二个令人头疼的处分措施,这项工作是由约克·金茨希(Jörg Kinzig)负责的。令我高兴的是,他在作品前言中述及外国刑法问题时,重点提到了他与刑法学小组的“顺利”合作,并为此引用了在我们这里已经得到验证的格言。当然,这也是本所核心精神之所在。金茨希提出了废除保安监督的理由是:长期自由刑的方法受到了纯粹意义上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也被外国所采用。他说,对保安(Sicherung)的需求“在必要时通过较长的自由刑”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刑法学家可能会反驳说:责任原则是自由刑的上限,长期自由刑涉嫌违反责任原则。其实我们都知道,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当然也是我们现在以及将来在该所共同工作中不断遇到的问题。这里不仅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也是一个进行永恒思考的理由。

现在,我们所面临着新的任务,在此演讲结束之际我想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融合的信息系统(Informatik)。齐白(Sieber)教授,您刚才已经谈到了建立这个系统的基本原则及其对该所的影响,您对本系统的了解比谁都多。我想说的只是我本人从该所的角度对这个新计划的想法。不论是从比较刑法学还是从犯罪学的角度,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这种融合对这两个学科均是有益的。高度发达的媒体使比较刑法学能够便捷地接触并了解外国的法律及其理论和实践。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迷失于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外,当代通讯技术中最受侵犯之法益的刑法保护是这两个学科的共同任务,刑法的任务是为信息这种非物质的行为对象发展出一种理论,而犯罪学的任务是为技术这个新世界里的只是虚拟存在而不可直接感知的对象找到新的预防方法。这里有两个现实问题:使用当代媒体以优化两门传统学科的效能,使用刑法保护手段以防止通过滥用技术手段大规模作案并已造成的大规模侵害。这里的犯罪黑数情况怎样?对全体刑法学界来说,通过开发一个以电子数据库为支撑的电子专家系统,我们的面前就会呈现出新的视野。有了这个数据库,我们就对刑法基本原则获得了新的普遍性认识,而这种认识是通过总览若干国家法律中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实现的。当然,这里仅仅是研究素材。对这些不同方案进行效能评估,以及对这些新出现的刑法上的上位概念进行处理则是我们的任务。为此,应当建立一个概念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才可在网上进行提问,而这些问题才能被正确地理解和回答。这个跨国性的基本概念系统是所有工作中最棘手的部分,而这一系统正是愿意使用数据库方法的刑法学家们所期待的。

未来的其它两大研究领域是欧洲刑法学(das Europäische Strafrecht)和国际刑法学(das Völkerstrafrecht)。这是我们之中有些人早就进行了的,我本人也在50多年前涉入,而在当时,这绝对是新鲜事物。

1953年我在慕尼黑举行的刑法教师大会上第一次作了题为《国际共同体的刑罚权》的发言,我在发言中只是提出在质量违法案件中欧洲煤钢共同体应当享有罚金权(Bußgeldgewalt),此外还得出结论说:“我认为,建立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联邦国家既无必要也无益处。”现在,人们的想法当然有了变化,因为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共同体正在朝着一个拥有广泛中央职能的联邦制国家的方向发展。根据已经起草完成的《欧洲宪法》条约,如果这一条约被所有成员国接受,并继而生效,那么至今一直被欧洲化进程排除在外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将成为欧洲化进程的一部分。对于实体刑法而言,这是源于欧盟通过框架立法而在确立犯罪行为和惩罚方面对其成员国的全面的命令权。因为引入了承认外国判决的原则,又因为依据外国法而非本国法允许进行的取证,且获得的证据可以转让,所以刑事诉讼法也将丧失其部分的独立性。这样,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欧洲化是在严重牺牲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成熟的法律传统的条件下实现的,救济也只能通过实行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ätsprinzip)的欧洲法院(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而且,人们还不会止步于目前的发展程度。这里也没有实行建立在宪法(Verfassung)基础上的议会民主,而只是一种宪法性(konstitutionelle)民主。这种宪法性民主缺少议会的立法动议权,但却拥有明确的政治中心,即核心权力掌握在政府(即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手中。

自从我写作关于纽伦堡审判程序的教授资格论文以来,国际刑法就一直是我的研究领域。那时,我就呼吁一种未来的最高法律,这种法律对所有人——包括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样有效。现在,1998年《罗马规约》赋予了我们这部普遍的、平等的国际刑法,该法也规定了国际刑事管辖权,以此作为由成员国继续负责的一审程序的制约机制,而这种机制不得由强国剥夺。制定一套连贯一致的关于国际刑法的总则与分则的制度,建立一部适用于所有国际刑事法院的刑事诉讼法,以此反对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藐视国际法的行为,这是当今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任务。本所的现在和以前的员工都为建设这个意义上的国际刑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阿尔宾·埃赛尔(Albin Eser),他担任了海牙前南国际法庭的法官。我本人也特别强调把责任原则作为量刑的指导思想。对人类的谋杀是震撼人类之良心,并从内心最深处破坏人类社会之共同生活的行为,犯罪学也将在研究这种行为的原因中找到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还想在此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感谢参加这次专门为我举行的研讨会的其他人员,感谢汉斯·约阿西姆·黑尔希(Hans Joachim Hirsch)、托马斯·魏根特 (Thomas Weigend)和古因特·凯赛尔(Günter Kaiser)这几位朋友,我们都以你们为荣),感谢卡琳·考尼尔斯(Karin Cornils),感谢本次美好庆典的发起人以及本所崭新前景的领路人乌尔里希·齐白(Ulrich Sieber)。我还要向研讨会的所有讨论者,以及那些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在心里默默参与讨论的与会者表示谢意。我感谢所有出席本次活动、令我荣幸的女士们,感谢同事们,感谢同学们,感谢员工们,感谢访问学者们,以及所有赴会者,你们都通过出席这次活动给我带来欢乐。

我祝你们大家度过愉快时光!

 

[1]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德国公务员职位名称,相当于副部长。

[2] 德国实行联邦制,各州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受联邦政府的直接领导,所以在此不按照中国习惯译为“文化厅长”,而是译为“文化部长”。

[3] 威廉皇帝协会是马普协会的前身。

[4] “青年援助社科学研究所”是“弗莱堡青年援助社”的一个研究机构,而后者是一个从事社会救助的社团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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