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专案: 树立法治新常态下办理涉黑案件的新标杆——以刘汉、刘维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为视角 -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

“1·10”专案: 树立法治新常态下办理涉黑案件的新标杆——以刘汉、刘维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5-11-03 07:19:22 来源: 关注:2448 打印本页 [字体: ]

 康均心*

 

内容提要: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案件,是近年来影响甚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司法机关在依法办理该案的过程中,做到了在实体上准确定性犯罪行为、合理适用追诉时效、正确厘清首要分子及其他主犯、严格实行数罪并罚;在程序上积极探索分案审理、充分运用庭前会议制度、合理适用辩诉交易、适时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成功调解附带民事诉讼等;在理念上准确把握打黑除恶的价值诉求、始终恪守要打黑不要黑打、要依靠法律不要依赖法律、认真缕清打黑除恶与罪责自负、打黑除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宏观整体上,切实做到了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的高度统一、互动融合,强化了由法学专家、司法人员、辩护律师构成的法律共同体打黑除恶中的责任与使命。就案件异地办理而言,排除了地方干扰,彰显了公平正义;就案件两审同地而言,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了司法资源;就案件庭审过程而言,保障了被告人权,彰显了司法文明;就案件定罪量刑而言,体现了罪刑法定,贯彻了宽严相济,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庭前会议  非法证据排除  另案处理

 

       前  言

民为本,利天下;法为本,安天下。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在践行法治中国建设的湖北实践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理具体案件已成为法治湖北的新常态,特别是在办理近年来影响甚大的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案件(下文简称“1·10”专案)中*,这一理念体现尤为透彻,贯穿于该案的整个办理过程。“1·10”专案的成功办理,不仅体现了中央对湖北的高度信任和厚爱1,极大地彰显了湖北高度的法治智慧和责任担当,更是树立了依法治国新常态下办理涉黑刑事案件的新标杆

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犯罪集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以招收保安为名,笼络一批有前科的人员,购置枪支刀具,初始组成一支“打手队伍”, 逐步建成一支“地下武装”,慢慢演变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近20年来,在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的组织、领导下,该犯罪组织实施杀人、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案件58起,其中刑事案件47起,共造成9人死亡,30余人受伤。该犯罪组织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严重损害当地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其犯罪特点表现为:一是以暴力树威力。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二是以欺诈聚财力。先后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贷款、操纵证券交易、强迫交易等一系列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大肆敛财;三是以黑钱换红顶。先后用犯罪所得骗取了“四川首善”桂冠,谋取了四川省政协常委职位,并借此编织密集的政商关系网,为犯罪组织提供庇护,抓牢保护伞。

该案于2013年4月16日正式移交湖北,经过7个多月的侦办,2013年11月25日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2014年2月20日正式提起公诉,2014年3月31日一审开庭,庭审历时17天。2014年5月23日,一审宣判,判决被告人刘汉、刘维等5人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全案共判处5名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5名被告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4名被告人无期徒刑、2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2014年7月14日二审开庭,庭审历时5天半。2014年8月7日,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刘汉、刘维等人的死刑判决。2015年2月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刘汉、刘维等5人被执行死刑。至此,该案顺利办结,圆满收官。2

下文拟就办理“1·10”专案所涉猎的有关法律问题,从实体认定、程序运用和启发思考三个方面作一阐述。

 

(一)

1.涉黑犯罪行为的定性 

要认定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首先必须明确刘汉、刘维等人纠集的团伙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据我国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即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综合全案客观实际情况来看,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长期盘踞四川绵阳、广汉等地,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时间长达20年,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十分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1)从组织特征上考察

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组织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编制起来的社会集团,组织不仅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基本单元,而且可以说是社会的基础。

组织特征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恶势力”组织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恶势力”是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过渡阶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两者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在组织特征上,“恶势力”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缺乏体系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还无法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而以刘汉、刘维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呈现人数多、结构稳定、管理严密的特点,具备典型的组织特征。

第一,以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两股黑恶势力发展而成,组织人数众多。案件材料显示,自1993年以来,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孙晓东等人以开设赌博游戏机厅、经营建材、从事期货交易等活动起家,逐步发展到以企业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为依托,以亲属、邻居、同学、朋友为纽带,逐步形成了两股相互交织的黑恶势力。其中第一股势力以犯罪行为人孙晓东、孙华君兄弟为首,在广汉市、绵阳市等地发展黑恶势力混社会。犯罪行为人刘汉为孙氏兄弟发展黑恶势力提供经济支持,孙氏兄弟为刘汉发展经济实力提供武力保护,扫除经营活动中的障碍。从而树立起犯罪行为人刘汉、孙晓东等人在绵阳等地的非法权威。

另一股黑恶势力则以犯罪行为人刘维为首,并在犯罪行为人刘汉的扶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案件材料显示,自1993年9月,犯罪行为人刘维持枪暴力妨害公务被判刑,从此恶名远播。1994年9月刘维被释放后,刘汉出资为刘维开办餐饮、娱乐场所,刘维开始带一众人马混社会,提供非法保护,收取保护费,并通过枪杀当地另一黑恶势力首领,确立非法强势地位,逐步垄断了当地赌博游戏机行业。此后,又借机发展手下成员,成立公司等经济实体,大肆敛财;结交拉拢检察、公安等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为其充当其保护伞。

上述两股黑恶势力通过犯罪行为人刘汉这根纽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终发展成为组织、领导者3人、骨干成员9人、其他成员21人、保护伞3人、总涉案人数近百人的特大涉黑犯罪组织。

表面上,上述犯罪集团的大多数组织成员在加入以犯罪行为人刘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并没有履行所谓的入会手续,组织也没有举行加入仪式,但这并不影响认定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现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逃避打击、增强隐蔽性,对内对外通常并不明目张胆地举行入会仪式。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参加”既包括明示的意思表示,也包括心知肚明的默认。诸如参加者虽未明确提出加入,但组织头目是默许的;虽未履行手续,但已在组织的领导和管理下实际参加组织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开始不知道加入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了解真相后仍没有退出等。此外,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第二,以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构稳定,层级清晰,内部分工明确。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紧紧的围绕着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孙晓东三人展开,三人在该组织中分工明确、相互策应,对整个组织及其运行、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他们之间已经超出正常的兄弟、朋友间的关系,而是暴力、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种违法犯罪的关系。在组织中,犯罪行为人刘汉有着绝对权威,能够直接指挥,犯罪行为人刘维、孙晓东等人。在整个涉黑组织犯罪中,无论是分还是合,,犯罪行为人刘汉是其中关键的纽带,把整个组织紧密的链接在了一起,是该组织的首要分子。犯罪行为人刘汉利用自己成立的企业集团的保安、保镖及其相关人员形成的黑恶势力为企业集团的发展排除障碍,为组织中的违法犯罪人员提供违法犯罪活动的资金,安排组织成员违法犯罪后的藏匿场所,找关系抹平违法犯罪行为,为企业集团的运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犯罪行为人刘维自1994年以来,在刘汉的资助扶持下,迅速积累经济实力,采取暴力、威胁手段进行非法敛财,为拓展势力范围、排除异己,组织实施杀害,并不断输送人员、提供枪支保护刘汉安全,为刘汉、孙晓东提供暴力支撑,为该组织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亦是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第三,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管理严密,纪律严格。为加强对组织成员的控制和管理,维护组织的安全与稳定,该组织一方面要求成员必须服从指挥,形成了“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冲,出了事公司会负责”、“打架要打赢,要勇敢一点”、“表现好的有重用,表现不好的被开除”以及“大哥带小弟,小弟服从大哥指挥”等不成文的规约和纪律。另一方面通过给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购买住房和车辆、提供经济补偿和逃跑经费、出面帮助摆平事端等形式,笼络人心,强化对成员的管理和控制。上述纪律得到严格执行,如组织成员唐ⅹⅹ、仇ⅹⅹ等人,在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后,得到重用,被送去学习驾驶技术,安排至深圳、湖南等地工作,领取多份工资,后又被安排到集团下属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年薪高达10万元。再如组织成员保镖张ⅹⅹ,犯罪集团领导人受到威胁而不敢拔枪被开除;组织成员保镖王ⅹⅹ,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后供出组织同伙而被调离保镖岗位。通过实施上述奖惩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犯罪集团的组织纪律,形成了内敛力较强的犯罪亚文化,使得部分组织成员深受蒙蔽,死心塌地为犯罪组织卖力。

在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刘汉与刘维系兄弟关系,二人有各自的经济实体,这两个看似相对独立的群体如何能被认定为一个犯罪组织呢?刘汉与刘维并不认识所有的组织成员,这是否影响对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根据立法规定和刑法理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否认识该组织的每一个成员,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成员之间是否相互认识,并不是认定成立犯罪组织的法定条件,相反,某一组织中组织者、领导者与一般参加者不认识正好说明了该组织的层级清晰,阶层森严,一级管理一级的特点,体现了组织的严密控制和管理。刘汉与刘维作为组织、领导者在该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上述联系并非是兄弟之间的亲情联系,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上命下从的关系。一方面,刘汉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和谋取的政治地位条件所形成的上层保护伞关系庇护刘维及其他组织成员,为刘维等人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疏通关系、摆平事端、提供逃跑费用、发放生活费、给予物质奖励等,并通过刘维等人的经营活动获取经济实力,以商养黑。 另一方面,刘维通过暴力手段确立组织强势地位,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树立非法权威,为刘汉等的经营活动保驾护航,以黑护商。刘汉、刘维等各自管理的组织成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对独立,但在实际上,属于组织分工不同。为了犯罪组织的整体利益需要,两支组织不仅在人员上相互流动,而且在行动上相互支持、相互策应。

(2)从经济特征上考察

经济利益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它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它以货物的客观价值为共知,以人的自我意愿为前提,并由此展开合理有序的人的活动。经济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攫取经济利益,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些资产由组织统一管理、支配并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支持组织的生存、发展,成为该组织在当地实现非法控制的物质基础。

第一,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大肆敛财,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该犯罪组织在近20年里,采取违法犯罪手段或其他干扰、破坏当地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非暴力手段,非法聚敛财富,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据案件材料显示,犯罪行为人刘汉控制的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拥有160多亿的资产达。犯罪行为人刘维非法控制垄断当地的游戏机行业,获利数千万元;强行收取的“保护费”达数百万元;通过敲诈勒索、插手砂石行业非法获利数百万元。

第二,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将获取的收益用于维系组织生存、发展及违法犯罪活动。一是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奖金、租房、购房、偿还赌债、提供其他福利。例如,犯罪行为人刘维用开设赌博游戏机厅赚的钱为其组织骨干成员曾ⅹⅹ偿还赌债数百万元,并为其购置价值20多万元的住房,还花销200多万元为曾ⅹⅹ购买挖掘机和装载机。二是用于购买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经费。例如,犯罪行为人刘汉为了开发房地产,安排保安队长花2万余元到铁匠铺购买20多把砍刀,用来威胁当地不配合拆迁搞开发的村民。三是用于窝藏、包庇组织成员,提供逃跑经费,出资平息事端,补偿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例如,在组织、实施的故意杀害被害人王ⅹⅹ的案件中,犯罪行为人孙ⅹⅹ等人将其作案后的轿车推下山崖予以毁灭,事后犯罪行为人刘汉控制的企业集团给予孙ⅹⅹ等人12万元的经济补偿。再如,组织骨干成员唐ⅹⅹ在杀害被害人熊ⅹⅹ后,犯罪行为人刘汉控制的公司安排其躲藏至深圳,并由公司一直发放工资。四是用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寻求非法保护。犯罪行为人刘维曾出资24万元购买小轿车送给其保护伞刘ⅹⅹ,并安排刘ⅹⅹ一家到香港游玩,花费港币数万元。

第三,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其自身创办控制的企业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为掩护,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可否将其自身创办控制的企业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据案件材料显示,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该组织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聚拢组织成员,在表面上,很多活动都以企业集团的面目出现,在形式上给外界传达出一种合法性的声音。但在事实上,很多组织成员,比如缪ⅹⅹ、唐ⅹⅹ、肖ⅹⅹ等人既是企业集团的员工,又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从表面上看,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对缪ⅹⅹ、唐ⅹⅹ、肖ⅹⅹ等人的管理,是公司对员工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实际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组织成员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虽然被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作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掩护工具,但其本身有着正常的经营活动,并不是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组织。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将企业集团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将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与企业集团正常经营活动区别开来,将犯罪组织的成员与企业集团的其他广大守法员工区分开来,有利于维护其他守法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3)从行为特征上考察

行为是人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而产生的外部活动,是一个整体的行动过程,行为具有目的性。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性,表现为为组织争权夺势,排除对手,树立非法权威等目的而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性严密,计划性明显,暴力性突出,涉及罪名众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及社会稳定。

第一,大量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强力支撑。据案件材料显示,公安机关从该组织成员手中查获冲锋枪、滑膛枪、手枪等各类枪支20支、军用子弹622发、手榴弹3枚、钢珠弹2163发。此外,还有许多枪支被该组织成员在作案后销毁。该组织成员大量持有武器弹药,屡次实施各种暴力犯罪,俨然形成了一支“地下武装”,在当地社会上形成了极大的非法威慑,民众的社会安全感跌入谷底。

第二,暴力抗法、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据案件材料显示,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公然持枪妨害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公务;大肆实施敲诈勒索,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以暴力、威胁手段串通竞拍,独揽采砂权;打造专用刀具武装保安,多次殴打不愿拆迁的村民;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在公共场所等地逞强耍横,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

第三,为组织利益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影响极为恶劣。据案件材料显示,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乱杀无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故意杀害他人;在经营游戏机过程中,故意杀害他人;在公共场所行衅滋事,故意杀害他人;在娱乐场所无事生非,故意杀害他人等。依靠肆无忌惮的血腥残杀,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地等迅速确立了所谓“江湖老大”地位,公然挑战法治秩序。

在考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性时,要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行为和组织成员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定性。刘汉、刘维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对未直接参与的犯罪活动应否承担刑事责任?不能采取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要从违法犯罪活动是否代表组织意志、是否使用组织名义以及是否维护组织利益等方面出发,严格依法划分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之间的界限,合理确定刑事责任的范围和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据案件材料显示,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由刘汉、刘维等人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有故意杀害周ⅹⅹ案、故意杀害陈ⅹⅹ案、故意杀害王ⅹⅹ案、非法持有枪支案、串通投标案、敲诈勒索案、故意毁坏财物案、妨害公务案、寻衅滋事案、开设赌场案、非法经营案、窝藏案等,故意伤害林ⅹⅹ案、非法拘禁张ⅹⅹ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等。二是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刘汉、刘维认可或者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有犯罪行为人唐ⅹⅹ等人故意杀害熊ⅹⅹ案,犯罪行为人陈ⅹⅹ等人非法拘禁并致朱ⅹⅹ死亡案。三是由组织成员以个人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刘维、刘汉认可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有故意伤害尚ⅹⅹ、黄ⅹⅹ案。四是由组织成员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或者按照组织的纪律、惯例、共同遵守的约定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有肖ⅹ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旷ⅹ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张ⅹ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袁ⅹ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曾ⅹ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田ⅹⅹ非法持有枪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陈ⅹ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精神,上述违法犯罪行为都应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刘汉、刘维事先不知情的犯罪,例如由组织成员实施的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刘汉、刘维就只能作为组织、领导者承担一般责任,从而体现直接参与与负领导责任的区别,坚持做到量刑的社会性与个别化的统一。

(4)从非法控制特征上考察

非法控制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和纵容,称霸一方,在当地及多个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严重危及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它的非法控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打压竞争对手及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垄断当地赌博游戏机行业。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一定行业的非法控制,既包括合法行业,也包括黄、赌、毒等非法行业。据案件材料显示,犯罪行为人刘维等涉足赌博游戏机厅行业后,先后开设了多家赌博游戏厅,并在当地多个地方设立赌博场所,时间长达13年。其对赌博游戏机行业的非法控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其经营的赌场的强权地位,强行占股参股、收取“保护费”,不准任何人在场内闹事。例如刘维见陈ⅹⅹ的赌博游戏厅生意不错,便强行占股50%,并派人在游戏厅持枪“看场子”,强收保护费。二是骚扰、排挤竞争对手,迫使他人退出广汉市的赌博游戏厅市场。例如为了和竞争对手争夺势力范畴,刘维指使组织成员采用砸场子、丢炸弹等暴力手段相威胁,直至将周ⅹⅹ杀害。三是通过贿赂手段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从而在赌博行业形成一家独大。在国家明令禁止开设赌博游戏厅后,刘维找到当地公安机关疏通关系,寻求庇护,通过拉拢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入股、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等手段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终在这些人的包庇、纵容下,该组织得以继续从事赌博行业数年。从此,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牢牢控制了当地赌博游戏机行业,非法获利累计达数千万元。

第二,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在当地的非法权威和影响,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插手采砂行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在当地造成重大影响。例如据案件材料显示, 2005年刘维一方面安排自己人参加采砂竞拍,另一方面指使组织成员采取威胁、恐吓等方式要求他人退出竞拍,最终获得采砂权。再如2007年,有人托刘维帮忙竞拍一河段的采砂权,刘维安排自己人参与竞拍,并要求他人不准参加竞拍,最终获得该河段的采砂权。在拍卖过程中,只要刘维表示参与,无人敢与之竞争,唯恐避之不及。正如有证人所言,在当地,开砂场必须要给刘维打招呼,否则竞拍不到,即使花高价竞拍到了,生意也做不下去。

第三,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维护其组织利益,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在实施了一系列命案之后,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当地群众心理形成了强烈震慑。例如据案件材料显示,熊ⅹⅹ被害案发生后,其家属曾到公安机关询问情况,但案件一直没有进展,熊ⅹⅹ的家属怀疑是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为,但因害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再继续追究。周ⅹⅹ被枪杀后,其家属明知案件与刘汉、刘维等人有关,但害怕家中再出事,不准家人过问,更不敢追究,此案虽发生在闹市,现场有许多目击者,但无人敢作证或举报。

第四,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贿赂、拉笼腐蚀等手段,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庇护,帮助组织成员逃避打击。例如据案件材料显示,王ⅹⅹ被害案发后,犯罪行为人孙晓东为了帮助其胞兄犯罪行为人孙华君逃避法律追究,贿赂了当地公安机关,在其运作下,公安机关在当地一农家餐厅讯问犯罪行为人孙华君后即予释放。次年,本案的另一名主犯缪军在云南旅游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后移交,但同样通过犯罪行为人孙晓东的活动,犯罪行为人缪军在羁押30天后即被取保候审。2001年,参与枪杀周ⅹⅹ的组织成员闵杰被公安机关抓获,刘维、曾建军担心闵杰供出他们参与杀害周ⅹⅹ的情况,找到时任当地公安机关刑警支队政委的刘ⅹⅹ,要求其帮忙,刘ⅹⅹ随即将涉及刘维的案卷材料私藏起来,这条重要的破案线索被隐瞒后,致使刘维等人得以长期逍遥法外,逃避打击。此外,该组织成员还利用组织的财力和势力,进行形象包装,骗取政治资本,捞取政治光环。如此罪行累累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刘汉拥有省政协常委身份,孙晓东拥有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以及多个市人大代表身份,犯罪行为人刘维还是2008年“奥运火炬手”。这些政治身份客观上对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掩饰和保护作用。

据案件材料显示,虽然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故意杀人等命案中的受害人也有当地黑恶势力的成员,但这并不能掩盖该组织所犯罪行的严重社会危害性。通过暴力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正是该组织能够形成重大控制影响的关键所在。该组织实施故意杀人5起,故意伤害1起,致7人死亡,如此严重暴行在客观上提升了该组织在该区域的非法影响力,增强了非法控制能力。熊ⅹⅹ被害案发生后,在当地形成重大影响,在客观上为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的企业集团进行房地产开发起到了扫清障碍的作用;枪杀周ⅹⅹ后,在赌博游戏机行业无人敢与该组织竞争;当街枪杀王ⅹⅹ、陈ⅹⅹ等人,使得无人再敢挑战该组织的领导者的权威和觊觎该组织的财富。该组织通过长年持续的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在当地乃至全国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综上所述,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2.涉黑犯罪的追诉时效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超过了此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3我国刑法第87条明确规定了不再追诉的期限。

在“1·10”专案中,有关追诉时效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犯罪行为人身上:

一是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所犯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是否已过追诉时效的问题。犯罪行为人刘汉一直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该罪名已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89条的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在“1·10”专案中据案件材料显示,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妨害公务罪在事实上并未超过追诉时效。其理由如下:第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持续性犯罪,往往会经历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等几个阶段,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本案中的犯罪行为人刘汉领导的该涉黑组织从1993年起至2013年案发,持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长达近20年,其犯罪行为呈连续性。根据我国刑法第89条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其犯罪行为并未超过追诉时效。第二、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在1993年实施妨害公务犯罪,接着在5年的追诉期内于1996、1997年又实施敲诈勒索、故意杀人等犯罪,根据刑法第89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故妨害公务犯罪的追诉期被延续,也未超过追诉时效。

二是犯罪行为人肖永红所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是否已过追诉时效的问题。本案犯罪行为人肖永红辩称其已于2003年离开企业集团,其被指控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已过追诉时效。根据我国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犯罪行为人肖永红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还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所谓非法持有,是指所有、保管、占有、携带等实际控制和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本案中,犯罪行为人肖永红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一直处在持续状态直到案发,属于典型的继续犯,其追诉时效应该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虽然犯罪行为人肖永红辩称枪支交由他人保管,但其为枪支所有人的身份没有发生变化,犯罪行为人肖永红随时可以向代为保管人要回枪支,其是枪支的实际控制人,直至2013年7月被查获,其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在此期间呈继续状态。因此,不论枪支流转到何处,都不影响对其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也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且其所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其所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追诉期限应从枪支被查获之日起计算,故对犯罪行为人肖永红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一并追诉,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

3.涉黑犯罪的首要分子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这是刑法总则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处罚的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进一步明确:“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者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刑法总则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内容的具体化,总则统率分则,指导分则。刑法分则第29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当然也要遵循总则关于组织、领导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处罚原则规定。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组织等犯罪集团危害巨大,为保障社会安全,加大打击力度,国家在立法中对其予以特别规定,明确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承担的犯罪不限于自己组织、策划、指挥和实施的犯罪,而应对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上述司法解释中“全部罪行”如何理解?组织者、领导者应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有不同观点。大多数观点认为,对于组织、领导者没有直接授意、指使,而只是事后知晓的组织犯罪不应单独定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否则有违刑法处罚的基本原则。在近年来判处的数十起涉黑案件中,大多数案件都只是对组织、领导者直接指使、授意的犯罪进行定罪处罚,对其事后才知晓甚至根本不知晓的其他组织内犯罪不单独定罪,如湖北十堰刘烈勇涉黑案、河北石家庄张宝义涉黑案、陕西西安魏永丰涉黑案等,都只在判决书结论部分写上“ⅹⅹⅹ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当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负责”等类似概括性、宣示性语言。只有极少数的案件采取了组织、领导者按组织所犯全部具体罪行分别定罪并处罚的做法。例如山东青岛聂磊涉黑案、江西王江涉黑案,对组织、领导者无论是事前指使、授意还是事后知晓,均一并认定并予以处罚。 4

“1·10”专案办理初期,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是存在争议的。少数人认为,对该组织所实施的陈ⅹⅹ被害案、周ⅹⅹ被害案、熊ⅹⅹ被害案和王ⅹⅹ被害案等多起命案,可以直接对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刘汉按组织所犯全部具体罪行分别定罪处罚。多数人则认为,对于那些组织成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人刘汉只是事后知晓,甚至根本不知晓的故意杀人犯罪,如陈ⅹⅹ被害案、周ⅹⅹ被害案和熊伟ⅹⅹ被害案,犯罪行为人刘汉应作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承担一般责任。针对上述分歧意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刑法理论,犯罪行为人刘汉作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对其应按其组织成员所犯的全部罪行定罪处罚,这是没有争议的。只有那些由犯罪行为人刘汉直接指使、授意的王ⅹⅹ被害案,才由其承担具体个罪的刑事责任。但是犯罪行为人刘汉应如何承担具体的刑事责任,一直是案件办理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法律适用难题,这也是对司法机关法律适用能力、业务素养、责任担当的一次重大考验。

201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第3条第2项规定:要在区分组织犯罪和组织成员犯罪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组织者、领导者的责任范围,做到不枉不纵。同时,还要注意责任范围和责任程度的区别,不能简单认为组织者、领导者就是具体犯罪中责任最重的主犯。对于组织成员实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只是事后知晓,甚至根本不知晓,其就只应负有一般的责任,直接实施的成员无疑应负最重的责任。该规定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对办理具体案件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除王ⅹⅹ被害案外,犯罪行为人刘汉对其他几起未直接指使的命案只承担一般的责任,而且,不因在每起命案中承担一般责任就累加计算承担最重责任。如果没有王ⅹⅹ这起命案,仅凭另外几起(仅负一般责任的)命案判处犯罪行为人刘汉死刑,很明显依据不确凿充分,另外几起命案,只能作为王ⅹⅹ被害案的从重处罚情节。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收集王ⅹⅹ被害案的证据,严格审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固定犯罪行为人刘汉指使授意杀害王ⅹⅹ的证据以及犯罪行为人孙晓东口供变化的心路历程,准确认定犯罪行为人刘汉在该起故意杀人案件中是直接授意、指使他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起了主要作用。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从重处罚情节:一是将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意志内所实施的杀害熊ⅹⅹ案、周ⅹⅹ案、陈ⅹⅹ案等3起故意杀人案作为犯罪行为人刘汉的从重处罚情,二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存在涉枪犯罪、预谋杀人、在公共场所实施杀人、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等从重处罚情节。因此,基于王ⅹⅹ被害案对犯罪行为人刘汉依法适用死刑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既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又符合刑法立法规定;既反对了司法实践中“以刑制罪”的重刑化倾向,又体现了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的轻刑化理念,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可以说,牢牢锁定王ⅹⅹ被害案系犯罪行为人刘汉直接指使授意,从而实现对犯罪行为人刘汉的犯罪行为依法准确适用法律,是司法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案的最重要体现。

4.涉黑犯罪的其他主犯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的主犯分为两种:一是首要分子,二是其他主犯。在“1·10”专案中,如何来认定首要分子以外的其他主犯,既是办理案件的需要,又是法治思维的需要,更是公平正义的需要。

(1)黑社会性质组织层级的认定

由于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涉人数众多,组织成员加入组织的时间有先有后,与刘犯罪行为人汉、刘维等的联系有紧有松,参与主要犯罪或次要犯罪活动的次数有多有少等,因此,对如何正确划分涉黑组织结构和层级,如何厘清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36名被告人在涉黑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依据何种标准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把哪些犯罪事实认定为组织内的犯罪等等,在认识理解和适用法律上出现了分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等规定,立足于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节,紧紧围绕各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考察,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应分为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一般成员三个层级:

一是组织领导者。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孙晓东等3人,对于整个组织及其运行、活动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能够调动所有组织成员或指挥全局性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依法应认定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有观点认为,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呈金字塔结构,犯罪行为人刘汉处于塔尖,应对组织领导者再分层级。这种观点严重背离了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立法规定以及学界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理论共识,过于机械地理解法条,犯了望文生义的立法虚无主义错误。依此观点,倘若再对组织领导者细分层级,则很容易混淆组织者领导者与骨干成员的界限,容易导致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呈“倒金字塔”状,同时若再划分若干个层级,在立法上则无对应的量刑幅度,对量刑无任何实质意义。

二是骨干成员。犯罪行为人唐先兵、刘小平等10人,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参与组织内严重犯罪活动且作用突出,依法应认定为骨干成员。对于“刘小平仅参与少数犯罪事实,且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对组织内活动并不热心,不应认定为骨干成员甚至连一般成员都不构成”的观点,据案件材料显示,刘小平与刘汉系姐弟关系,又身为企业集团的财务总监,虽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次数较少,但其直接掌控该组织的“财政大权”,对于组织的维系、运行、发展实际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法应将其认定为骨干成员。

三是一般成员。犯罪行为人刘岗、李波、车大勇等20人,在组织中地位较低、作用较小,在具体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听命于骨干成员,依法应认定为一般成员。对于为该组织提供非法保护的刘ⅹⅹ、刘ⅹⅹ、吕ⅹⅹ等3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应认定为该组织的“保护伞”。

(2)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认定是“1·10”专案办理过程中的一大难点,由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层级结构复杂,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孙晓东等组织者、领导者与手下都是单线联系,再由其手下招揽人员具体实施犯罪,这就使得这些具体实施犯罪的犯罪分子之间往往互相不熟悉或不认识。如王ⅹⅹ被害案,犯罪行为人刘汉向孙晓东下达命令后,由犯罪行为人孙晓东再向孙华君、缪军下达指令,孙华君、缪军又各自再物色唐先兵、李波、车大勇等人直接实施杀害王ⅹⅹ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人互相之间并不认识,给认定组织成员带来了事实上的困难。

那么,犯罪行为人是否知道自己参加了一个“组织”,是否知道自己是在“组织”中工作,是否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相互认识,影不影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认定?

首先,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社会上公开组织存在五大区别:一是公开的组织有明确的名称,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可能有名称,也有可能没有名称,在我国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没有名称;二是公开的组织都经过注册登记,对外公开宣称组织的存在,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则不敢对外宣称自己组织的存在;三是公开的组织均有具体的成立时间,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性质转变的节点;四是公开组织的成员加入需要履行相关的手续,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不履行手续,不必经过必要的程序;五是公开组织的成员都明知自己何时何地因何参加组织,而黑社会组织成员往往不宣称、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组织成员。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是“黑”,这个“黑”本身就是地下社会,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意思,也不会有主流社会认可的组织形式。

其次,各犯罪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参加的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依犯罪事实、客观证据并结合法律规定最终做出的一个法律判断,并不是依据被告人自己的主观认知来判定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期盼他人参加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现实生活中,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都不会以“黑社会”自居,对内、对外都不会宣称自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法律判断,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专业过程,因此,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明确知道所参加的组织的性质是不现实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所以,各犯罪行为人自称自己没有参加黑社会,只是其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参加的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这并不影响对其参加行为性质的认定,只要他们主观上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即可。事实上,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人及其组织在当地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影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且该组织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行为,恶名远扬,这一点各犯罪行为人在参加组织的过程中都是明知且有的还亲身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各犯罪行为人自称没有参加黑社会是不成立的,自身的主观认知不影响依据法律对各犯罪行为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其三,各犯罪行为人和其他许多另案处理的犯罪行为人不认识,甚至与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不认识,不影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认定。我国刑事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中“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的规定,已清晰表明,各组织成员不可能同处于一个层级,也不可能相互之间全部认识。事实上,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多达30余人,自上往下看,犯罪行为人刘汉和刘维处于该组织的最高层级,他们平时在组织、领导组织的过程中和对下发号指令、布置任务时,只是和第二层级的骨干成员接触,然后再由第二层级的组织成员对直接实施者发布指令,这符合该组织的客观实际情况。自下往上看,一般组织成员参加该组织后,只是受其上一层级的领导,与组织者、领导者之间很少有见面接触的机会,或者与其他层级的部分组织成员互不相识,也是符合该组织的客观实际情况的,真实可信,超越合理怀疑。

5.涉黑犯罪的数罪并罚

我国刑法第294条第三款规定:“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双罚制”,即一个犯罪行为要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具体个罪中作为两个罪数罪并罚。对于组织者、领导者而言,要对全部组织内犯罪承担责任,以涉黑犯罪和个罪并罚;对于参加者,则要按照其参加的犯罪,对涉黑犯罪和触犯的个罪实行并罚。

在“1·10”专案办理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有一部分犯罪属于犯罪行为人个人犯罪,不属于组织犯罪,故犯罪行为人不应承担责任。例如犯罪行为人刘汉提出,其对非法持有枪支、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拘禁以及周ⅹⅹ被害案、熊ⅹⅹ被害案等均不知情,事先不知、事中不知、事后不知,因此,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再如犯罪行为人肖永红等人提出。其非法持有枪支是属于个人犯罪,是出于其个人对枪支的爱好而实施的,与组织无关,因此,不属于组织内犯罪,不能对其实行数罪并罚。

针对前述所提出的“不属于组织内犯罪,不应纳入涉黑犯罪对其进行处罚”的观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就行为特征对组织犯罪与组织成员个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根据该《纪要》规定,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就能够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由组织成员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许可或默许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成员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谋取经济利益、维护非法权威或者按照组织纪律、惯例、共同遵守的约定而实施的违反犯罪活动等。

通俗地说,某种犯罪行为是否属于组织内犯罪,其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是否由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二是是否基于组织意志实施;三是是否为了追求组织利益实施。实施犯罪的活动目的是为了犯罪组织谋取利益,而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或他人目的。

对于为了组织利益所实施的犯罪,并不要求组织者、领导者知情。结合“1·10”专案的具体情况,由此需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1)非法拘禁是否属组织犯罪

据案件材料显示,在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非法拘禁一案中,有观点认为,该案是犯罪行为人钟昌华个人所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关,不应认定为组织内犯罪,也不应以非法拘禁罪对犯罪行为人刘汉进行并罚。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犯罪行为人钟昌华看场子的行为是一种组织行为,是该组织对经营场所的一种非正当的强制保护行为。犯罪行为人刘维指使陈力铭,陈力铭又指使钟昌华,钟昌华又带着其他几个成员负责看场子,这样层层指使,级级安排,充分说明了看场子行为的组织性。在非法拘禁案发后,犯罪行为人钟昌华被抓后,陈力铭又安排王万洪、钟昌华的女友继续看场子,看场行为并未因犯罪行为人钟昌华被抓而中断,更进一步说明了看场子的行为是一种组织行为。

其次,犯罪行为人钟昌华看场子的行为维护了组织的非法权威,体现了组织利益。刘沧龙、刘海龙是刘汉、刘维的堂兄,其所开的酒店若有社会上的混混来闹事,刘维作为当地有名的“操社会”老大,如果连堂兄开的酒店都保护不了,必然会降低其组织的权威和在当地的影响力,因此,刘维在处理完闹事后,又继续安排人看场子,充分体现了维护组织权威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对酒店进行看场子,提供强制保护,扩大了组织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范围,为组织成员拓展了收入来源,体现了组织利益。

最后,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后果在组织意志范围之内。从犯罪行为人陈力铭、钟昌华的供述及相关证人的证言来看,管理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也是看场子行为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维持看场子所需要的费用,管理服务小姐与看场子是密切联系的。犯罪行为人钟昌华在看场子管理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过程中非法拘禁服务小姐,发生了致人死亡的后果,是在组织意志范围之内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危害后果。犯罪行为人刘维作为组织领导者,应当对致人死亡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同样,犯罪行为人刘汉作为组织者、领导者,也应对本起犯罪行为及危害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2)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是否属组织犯罪

在审理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中,大量的客观事实表明,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众多严重暴力犯罪,均以枪支弹药为作案工具,如王ⅹⅹ被杀案、陈ⅹⅹ被杀案等。还有部分枪支被配发给刘汉的保镖用于保护刘汉,部分枪支被用于“看场子”。因此,犯罪行为人刘维、田伟、肖永红等众多组织成员非法持有大量枪支、弹药的行为,已不属个人违法犯罪行为,而是组织成员保护组织利益、实施组织犯罪的组织行为。

在“1·10”专案中,犯罪行为人肖永红等确实供述过他们喜欢枪支,但即便是这些组织成员真心喜欢枪支,那也是其非法持有枪支行为原因的主观认识,不能否认其非法持有枪支在客观上壮大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力,夯实了暴力基础。这些枪支弹药有的虽然还未被用于实施犯罪,但一旦组织有需要,随时都可以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成为组织犯罪的作案工具。因此,犯罪行为人刘汉作为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领导者,依法应以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 

1.分案审理的初步尝试

由于涉黑犯罪一般时间跨度长、涉案人数多、涉及多个罪名,因此,要查清全案事实、充分收集证据、准确适用法律并非易事。为了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庭审效率,在办理“1·10”专案的过程中,探索了分案起诉、分庭审理的做法。2014年3月31日一审法院分别在其本院及四个基层法院共7个审判庭同时开庭,依法对犯罪行为人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7个案件进行了一审公开开庭审理。首次尝试对共同犯罪实行分案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化解了并案审理的障碍,但分案审理也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激烈讨论,如何坚持法治思维,通过总结办案经验,探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类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1)合理确定分案的标准

    刑事案件的分案审理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刑事案件的合并还是分离审判问题,并不是法院机械的、事务性的问题,而是审判权的核心领域”5。实践中,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经济犯罪等案件中,存在诸多困扰实务部门的分案或合并处理的问题,各地司法机关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不尽相同。针对实践中刑事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离审判的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总体上呈现散在性,缺乏系统性。

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如何处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对在押犯和同案犯分案处理。这是针对共同犯罪分案审理情形做出的比较明确的规定,但仅限于有同案犯在逃的情况。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3条规定,对共同犯罪的案件必须坚持全案审判的原则。第5条却又规定,在不同的被告人实施了多起不同案件,且相互交叉的情况,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可以分案处理。

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同一被害人在同一晚上分别被多个互不通谋的人在不同地点强奸可否并案审理问题的电话答复》中,否定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试图合并审理一起案件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严格按照实体法法律规定对本案作出了解释,不认同合并审理,根据上述情况,这3个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共同犯罪,而是各个被告人分别实施的各自独立的犯罪,因此,应分案审理,不宜并案审理。

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撤回起诉既可以是针对提起公诉的全部被告人,也可能是部分被告人,一旦出现部分被告人被撤回起诉的情形,这些被告人在程序上就与其他被告人进行了分离,必然会造成部分被告人被分案处理的客观效果,实现了事实上的分案审理。在这种类型的分离审理制度中,分案审理意见一般由公诉机关提出,并且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的请求发挥的作用较大,不过最终仍需由审判机关决定。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条规定,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对于刑事案件合并审理作出的司法解释,该条规定承认了案件合并审理的存在。

就总体而言,对于刑事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离审判,虽然上述司法解释缺乏系统和权威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持审慎态度,严格依法,坚持以全案审理为原则,分案审理为例外,严格限定分案审理的适用范围。只有那些组织成员众多、犯罪情节极为恶劣、犯罪后果极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涉黑案件才能分案处理,其他一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仍应全案处理。针对“1·10”专案,如果按常规全案一并审理,不仅存在庭审秩序难以管控、庭审时间超长、久审不判的可能,而且还可能存在被告人相互串供的隐患。因此,在秉持认真研判案情的基础上,突出共同犯罪的主犯和首要犯罪分子,突出共同犯罪的重大罪行,坚持重要罪行与其实施人员相结合,尝试将全案合理划分为7案,即犯罪行为人刘汉所涉及的故意杀人案为1案,犯罪行为人刘维所涉及的故意杀人案为1案,其他故意杀人案、经济犯罪案、涉及保护伞的案件分为5个案件,同时起诉,将36名被告人按实施犯罪行为的紧密程度和关联性分配到各个案件的审理之中,有利于降低庭审安全风险,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效果。

(2)完善分案审理的对策建议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征求出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意见时,有学者明确提出,为了解决涉黑案件众多被告人分案审理问题,对于共同犯罪和其他并案审理的案件,如果分开审理更为适宜的,也可分案审理或者由下级法院审判部分被告人。虽然该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已充分表明共同犯罪合并与分案审理的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指出, “检法两家可通过协商解决”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处理6。由此可见,涉黑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案审理是司法实务部门在办理涉黑案件案件过程中现实的需求。正是在前述司法解释和之前办理涉黑案件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对“1·10”专案采取了分案审理,在7个法庭分别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尝试分案审理仅是一种探索,但从完善审理涉黑案件的制度出发,特建议如下:

第一,立法确立分案审理制度,使分案审理于法有据。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由于是数人共犯数罪,合并审理会导致利害关系截然相反的共同被告人之间互相指控,难以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可以裁量进行分案审理。对于上述情形,当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法院应该裁量进行分案审理,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于分案审理没有作出任何原则性的规定,导致了庭审中被告人之间相互推诿、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如果合并审理可能出现利害关系相反的共同被告人相互指控,且不利于查明案情并因此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时,法院必须裁量进行分案审理。

第二,明确涉黑案件既可以分案处理,也可以全案处理,以全案处理为原则、以分案处理为例外。涉黑案件往往犯罪人数众多、犯罪事实复杂、涉及罪名较多,分案处理有利于突出法庭审理重点、查明案件全部事实、提高法庭审理效率、确保庭审顺利进行,避免同一法庭被告人及辩护律师过多带来的相互影响以及串供、诱供等不利因素。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共犯之间彼此存在利益之争,因此,共犯被告人陈述时常常避重就轻,诬攀他人,因而造成冤狱者,数见不鲜。特别是当共同被告人之间利害关系相反之时,共同被告人极有可能互相嫁祸或者推卸责任,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栽赃给其他的共同被告人,此时的共同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处于相反关系,整个庭审过程形同共同被告人彼此之间的控诉和反驳,而不是在公诉人和被告人之间展开,公诉人甚至如同隔岸观火,静看共同被告人彼此之间进行攻击和防御,控方不费吹灰之力而坐享渔人之利,对被告人防御非常不公平。在上述情形下,必然会侵犯共同被告人之一的合法权益。

第三,对于人数庞大的团伙类犯罪,如果合并审判可能会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率上升的现象时,法院必须进行分案审理。对此,可以借鉴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规定,即人数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如果合并审判会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羁押率和超期羁押率上升,并因此变相延长了被告人的刑期以及实际执行的刑罚、限制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和申诉权、侵犯律师会见权等现象时,法院必须进行分案审理。具体而言,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或者虽非从犯和胁从犯,但却有立功表现的,法院应该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从轻、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对于虽与黑社会团伙成员之一共同实施过犯罪,但本质上并不是属于团伙组织成员的犯罪被告人,法院必须进行分案审理;对于团伙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成员,为了保证查清案件事实以及量刑均衡,法院应该合并进行审理。

2.庭前会议的成功运用

办理“1·10”专案中的又一亮点,就是成功运用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制度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程序,从立法定位上讲,庭前会议是庭审的准备程序,其旨在确保法庭的集中审理,提高庭审的质量及效率,保障控辩双方诉权的行使。庭前会议的重点集中于那些可能导致庭审中断、影响庭审顺利进行、制约庭审效率的突出问题上。7

(1)庭前会议的法律依据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二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该条第四款规定:“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这是刑事诉讼法对庭前会议程序的具体规定,从条文表述来看,庭前会议只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对于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因此,法院不能有超越此规定的权利,即法院不能对意见作出裁决;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没有反对庭前会议就有关问题作出处理,因此,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明确。对此问题,有人认为,从法律的用语来看,审判人员仅仅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没有给予其进行实质调查的权力,当然对于能否作出处理,从该规定中更是看不出这层含义。基于这种立法状况,对于有些问题例如回避,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调查程序的构建,很难保证该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就其他的一些问题而言,则并不需要这些实质性的调查程序,比如审判程序的选择、证据的展示等等,将这些问题推迟到庭审中去解决,毫无必要。而且,从维护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的角度出发,还是应当赋予庭前会议具有作出有关裁断的权力。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些事项才能够解决庭审的后顾之忧,将庭审真正集中在实体争议之上,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切实体现,其所具有的各项功能才能够正常发挥。8对于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提出了质疑,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按照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庭前会议是没有效力的,在庭前会议中,由控辩双方分别对每一个证据进行表态,最后归纳出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不存在争议的证据,双方对证据不存在争议的,即认为达成合意。如果一方在庭前会议上对有争议的证据故意不提出异议,而在庭审时再提出有根据的反驳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官对此是不能禁止的,而必须允许其提出并依法进行法庭调查。这就使得庭前会议达成的证据合意失去了意义。

 在办理“1·10”专案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15次庭前会议,充分发挥了庭前会议的作用,彰显了庭前会议的价值,同时,理顺了控、辩、审三者的关系,协调了控、辩、审三者的运行。为此,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高度重视控、辩、审三方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互信合作关系,做到坦诚、信任和合作,沟通、交流和协商。在审判阶段,控、辩、审三方可就部分程序性问题以及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达成共识,以减少庭审障碍、提高庭审效率。在办理“1·10”专案的庭前会议中,辩方律师提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证据开示,并希望控方能够提供每一起案件的举证提纲甚至能提供详细的举证方案,以便辩方能有的放矢,针对控方的举证方案中辩方认为存在问题的地方提出质证意见,其他辩方认为没问题的证据可以不予质证,以节约时间。控、审两方非常尊重辩方的建议,并提交了证据清单,个别案件还提供了比较详细的举证提纲,但在控方向辩方提供证据清单后,辩方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质证意见。这样,法院就无法达到期望通过庭前会议解决一些程序性问题和争议不大的问题的效果。二是控、辩、审三方在互信合作的基础上,要充分履职,注重发挥职能作用,确保庭审效果。由于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会议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因此,从逻辑上是无法推导出庭前会议的“法律后果”的,虽然最可行的做法是立法确认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这属后语。因此,在办理“1·10”专案的庭前会议中,控方由于担心影响指控效果,并没有将完整的举证预案交给辩方,之后的庭审证明,控方的这种安排是适当的。由于目前法律并没明确规定庭前会议的效力,面对违背诉辩约定的行为,有关部门只有无可奈何,只能望洋兴叹。

(2)庭前会议的法律效果

 从司法实践看,现行庭前会议涉及到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诸如回避、传唤证人等程序性问题,另一类是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证据开示交换等证据问题。这两类问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也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两类问题对庭审结果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庭前会议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极大提高庭审效率。从“办理1·10”专案的情况看,庭前会议中除个别法庭提出了回避、开示新证据等程序问题外,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证据开示展开,也有个别辩方对个别罪名提出了异议。

第一,程序性问题及其处理结果。庭前会议中常见的程序性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辖权的异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根据法律作出解释、对管辖权进行明确并记录在案。如果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新的理由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法庭可以直接驳回;二是回避申请。对于回避问题,同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在庭前会议中直接作出决定,如果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同样理由提出回避,法庭应直接驳回;三是申请开示未随案移送的证据。辩护人申请公诉人开示未随案移送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线索和材料的,法庭认为与案件具备关联性,可以要求公诉人向辩护人和被告人开示此类证据。如辩护人申请法庭调取的,法庭可以决定向公诉机关调取。对于显然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材料开示申请,法庭可以向辩护人进行解释和说明,记入笔录;四是申请传唤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申请的,在庭前会议中可以要求辩护人、被告人说明理由,并组织控、辩双方协商,最后由法庭作出是否准许出庭作证的决定和说明、解释;五是申请重新鉴定、勘验、检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此类申请,在庭前会议中,可以先行要求公诉人就此作出合理解释,申请方对其解释接受并不再提起的,法庭记录在案,告知庭审中法庭不再审查的后果;申请方认为公诉人的解释不能成立的,应当提交证据和线索,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启动重新鉴定、勘验、检查程序。

上述皆是庭前会议中常见的程序性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庭前会议一般容易查明,可以在庭前会议中作出决定,庭审中可不再重复。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新的理由和申请,法庭可根据情况作出处理。

第二、证据类问题及其处理结果。从办理“1·10”专案的情况看,庭前会议律师提出的重点意见集中在证据方面,尤其是对公诉人的举证提纲非常重视,此外还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律师对此提出的质疑也比较多。从刑事诉讼程序来看,庭审中的法庭调查是重要的环节,律师们的辩护意见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对于“1·10”专案这样案情复杂、证据量大的案件,如果对每一个证据都要详细地在法庭上质证,那么庭审时间将会旷日持久,因此,庭前会议可以提前将证据梳理一遍,分清重点,有的放矢,为节约庭审时间,保障庭审效果打好基础。首先,公诉人应当就指控的每一个罪名涉及的案件事实开出证据清单并当场提交给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或者向其展示,并就清单上每一个证据向对方说明证据来源和名称;其次,辩护律师就公诉人的说明针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并记录在案,至于证据的关联性和详细的质证意见不应在庭前会议发表,否则庭前会议的时间会过长并有越俎代庖的弊端;再次,根据被告人及其律师的意见,将证据按照有异议和无异议的标准进行归类并制作清单,法庭对清单做出说明,对于无异议的证据庭审过程中将简化处理,将审理重点放在有异议的证据上。

3.证人出庭的大量启动

“1·10”专案的成功办理,和污点证人的合理使用密不可分。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追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污点证人制度,但在现行司法实践中,用污点证人来指证其他被告人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指证犯罪行为人刘汉直接指使授意他人杀害王ⅹⅹ的犯罪事实,司法机关适时启动了污点证人孙晓东出庭作证。作为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重要成员,犯罪行为人孙晓东由于涉嫌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正在接受另案调查,没在“1·10”专案中一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对此,辩方以孙晓东的庭前笔录不可信为由提出质疑,并要求被告人孙晓东出庭。犯罪行为人孙晓东跟随犯罪行为人刘汉多年,直接受犯罪行为人刘汉的领导和指挥,对刘汉、刘维两兄弟比较熟悉,是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孙的出庭对于指控犯罪行为人刘汉构成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犯罪行为人孙晓东和刘汉的特殊关系以及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特殊地位,为了确保案件质量和庭审效果,法庭决定准许污点证人孙晓东出庭作证。事实证明,犯罪行为人孙晓东的出庭既直接证明了犯罪行为人刘汉直接指使授意他人杀害王ⅹⅹ的犯罪事实,也确证了犯罪行为人刘汉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居于组织、领导的地位和起主要作用;既有力地回击了辩方的质疑,也确证了庭前笔录的真实性。

污点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他是犯罪的参与者,属于同案犯,为了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与公诉机关合作,作为证人指证其他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设立污点证人制度旨在于提高案件的侦破率和指控率,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职务犯罪等往往比较隐蔽,犯罪人反侦查能力强,组织严密,侦破难度大,关键证据的收集困难,有时候仅依靠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力量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就需要争取犯罪组织内部成员的配合,如果能够争取到关键成员的积极合作,就会增加破案和指控的几率,就更容易查清案件事实,锁定证据尤其是指控首要犯罪分子、主犯的证据,确保指控的效果,有效地打击犯罪。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污点证人制度,在“1·10”专案中,虽然犯罪行为人孙晓东出庭取得了控方认为的良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无法回避的质疑:比如庭审过程中辩方律师多次对孙晓东的身份提出质疑,追问其究竟是证人还是同案犯,是同案犯为什么要另案处理,另案处理的理由是什么,在法庭多次说明的情况下,辩方仍然质疑孙晓东证言的真实性。虽然孙晓东的证言有力地证明了刘汉的犯罪事实,但由于法律缺乏对“另案处理”情形的细致规定,容易导致对“另案处理”合法性的怀疑,进而质疑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设立有关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污点证人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同案人犯“另案处理”的问题是刻不容缓。

在实践和理论中,对于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的减免,一般认为应当实行“有限罪行豁免”,即应当确立罪行豁免而非证据使用豁免,所谓证据使用豁免,指的是证人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在以后的刑事诉讼中不得被使用,至于证人的罪行能否被彻底豁免在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对国家追究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利的,证据使用豁免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污点证人与国家进行合作,配合国家对主犯、首犯等严重罪行的惩罚,同时还保留了对污点证人的追诉权。但是,证据使用豁免本身存在诸多弊端,对于证人而言,其犯罪的污点并不因作证而被消除,仍存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9从本质上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就是国家放弃刑罚权以换取污点证人的合作,它是国家与污点证人之间的一种司法交易。这种交易的根基之一即为二者在妥协基础上的信任合作关系。如果国家不明确放弃对污点证人的追诉权或者不明确免除其责任的程度,这种信任关系或者说二者合作的基础很有可能会遭到破坏,进而会影响二者合作的效果。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果不明确豁免污点证人的刑事责任,污点证人很有可能在作证以后又受到追诉,更由于不能完全消除证人的思想顾虑,往往会导致证人作证的效果差强人意。相反,实行罪行豁免,豁免的是“罪行”,而且这里的“罪行”是证人证言所涉及的全部罪行,也就是说,对于证人证言中所提及的所有罪行,证人均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也就不再受到刑事追诉,证人犯罪的污点将因为其提供证言和其他证据的行为而被彻底清除。这不仅为证人提供证言和其他证据提供了充分的动力,而且由于较彻底地解决了证人的思想顾虑,能够促使其如实、全面地陈述案情,确保案件质量。

当然,完全实行罪行豁免也有其弊端。完全实行罪行豁免虽然对证人有利,但对国家而言,则需以完全放弃对证人所享有的刑罚权为代价。在有些场合,证人为了洗脱罪行,他们在作证时往往涉及控诉之外的犯罪事实,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在此情形下,国家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因此,在实行罪行豁免的同时,对其加以合理的限制是较为惯常的做法。一般地,对罪行豁免加以合理的限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规定豁免仅限于证人所实施的与正在调查的犯罪有关的罪行,与被调查的犯罪无关的罪行,则不得豁免。这可以避免证人滥用豁免制度,在提供证言或其他证据时,肆意扩大范围,企图使所犯的其他罪行也被豁免,从而逃避追诉和惩罚。二是确立部分豁免原则。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很多场合下,污点证人的罪行虽然相对于主犯、首犯为轻,但从犯罪性质与犯罪情节考察,却属于较为严重的罪行,证人本身的“污点”较浓。此时,如果完全豁免污点证人的罪行,就不利于打击犯罪。另外,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的背景与西方国家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是为了对冲沉默权,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励共犯“如实供述”。因此,在我国实行罪行豁免的同时,确立“部分豁免原则”很有必要。具体来说,对于污点证人有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罪行,国家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污点证人有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行,国家仍然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力,但在量刑时,应确立“应当减轻处罚”的原则,而不是现行立法所规定的“酌情予以从轻处罚”。10

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没有必要对其适用的案件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对于国家而言,给予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即如果罪行较轻的共犯或对行犯不供述或不如实供述,检察机关很有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或者在起诉后法院可能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国家才选择给予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对于国家而言,其实是以丧失一小部分刑罚权换取大部分刑罚权的实现,同时还可以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威慑作用达到减少共同犯罪和对行性犯罪的目的。因此,在共同犯罪和对行性犯罪中,只要罪行较轻的被告人或知情人愿意与国家合作,国家就应当鼓励这种合作,没有必要限制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适用的案件范围。

    4.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合理运用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合理运用是办理“1·10”专案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经验。在审理涉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既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规定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觞。

在审理“1·10”专案的7个一审法庭中,除了审理被告人刘维的法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外,其他6个法庭均未启动。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一审审理被告人刘汉的法庭上,辩方提出要求排除其他被告人、另案被告人非法取得的供述。事实上,该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擅自扩大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主体范围。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出于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目的而申请法庭播放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只能是被告人本人及其辩护人,被告人不能超越权限去帮助另一名被告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二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同步录音录像不能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录像供词只能够证明侦查人员获得这些供词的合法性 ,在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仅凭录像供词就对被告人进行定罪是不行的,在此种情况下,合法取得的录像供词可作为质疑犯罪嫌疑人供词可信性的弹劾证据。庭审中在存在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情况下,如果要采信录像供词,还需要具备三个要件:即庭前陈述与庭审言词证据相反或实质不同,这种不同影响对案件基本事实和情节的判断;庭前陈述具有可靠性的“情况保障”;庭前陈述较庭审言词更值得信赖。总之,法官要慎重考虑被告人庭前录像供词的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要根据其他证据综合衡量判断。

在“1·10”专案中,一审并未移送并出示侦查环节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无法排除全案各被告人被逼供诱供的可能性,此种情况下,被告人的供述还能被采用吗?第一,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分类来看,被告人在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并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只是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另一种记载形式,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了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证明案件事实本身。第二,2013年两高三部一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明确,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当将案卷材料和全部证据移送人民法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材料,证人改变证言的材料,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其他材料。该规定并未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移送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录音录像资料,检察机关在移送法律明确要求的全部材料的情况下,对被告人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可以不随案移送。第三,从“1·10”专案在卷的其他各被告人的供述材料看,检察机关移交法院的供述材料均由被告人阅读后签名捺印予以认可,且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规定,未依法制作同步录音录像的,其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此规定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该意见旨在强调讯问地点的规范性,即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询问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应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内讯问。被告人刘汉虽然提出在北京、咸宁期间曾被刑讯逼供,但其在侦查环节的供述材料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一审庭审中均未采用,不存在要排除的情况。而“1·10”专案中的其他被告人到咸宁后均是在法定羁押场所进行的讯问,不存在讯问地点不合法而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而需要排除的情形。二是该意见旨在排除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应当制作同步录音录像而未制作,且其供述的取得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行为时,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排除的行为。在“1·10”专案中,其他各被告人且均已明确表示在咸宁的供述没有被刑讯逼供,在庭前会会议中也均明确表示不需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所以,不存在无同步录音录像就无法排除其供述系刑讯逼供取得的合理怀疑情形。

在“1·10”专案的侦查环节中没有做到对犯罪嫌疑人的每次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否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应当进行录音录像的对象是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对所有的被告人的讯问都应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侦查破案工作是由浅入深,逐渐深入的,在案件调查初期,尚不能确定某个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故意杀人或者其他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要求每次讯问均录音录像,既不适时,也无必要。

5.附带民事诉讼的有效调解

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犯罪被害人往往会遭受到身体或者财产方面的损失,获得赔偿救济是犯罪被害人的正当权利之一。因此,在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享有要求加害人因其加害行为而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正当合法权利,被害人可以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旨在程序上方便当事人诉讼,使其免受讼累,同时在实体上及时弥补刑事被害人因不法侵害所遭受的损失。然而,这一制度与诉讼程序正当化存在差距。首先,附带民事诉讼性质上虽然是民事诉讼,但是必须以刑事优先原则为前提。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合并审理,虽然保证了刑事审判过程的紧凑和集中,保证了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审判不冲淡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主题,避免了法院可能形成的的裁判矛盾,提高了诉讼效益,但对刑事赔偿问题的轻视,使受害人的个别救济问题淹没在国家追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萎缩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刑事诉讼程序中。11其次,现代刑事审判方式是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体现法庭的庄重和肃穆。现代民事审判的理念则是贴近社会,亲近民众,使程序和审判行为能为大众所理解,强调民事纠纷的和平解决。12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加入公诉一方控诉犯罪,不但加剧了诉讼结构的倾斜和失衡,而且因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民事救济的专业性,不兼顾民事诉讼特有的财产保全、辩论原则、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程序要求,使被害人难以获得公正的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既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属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权利就属于私权范畴,那么从法理上来讲,适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司法实践表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调解结案与以判决结案相比,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第一,调解结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对于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案件,如果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不仅能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也将大大减轻审判机关的负担,从而节约司法资源,符合司法经济的原则;第二,调解结案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简单生硬的判决往往不能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相反,调解的自愿性和协商性的特点使得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得到充分体现,使当事人的意愿得到充分尊重,使解决纠纷的方案建立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不仅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赔偿,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也可以大大减轻法院执行工作压力;第三,调解结案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目前,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判决缺乏既判力和终局性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务的严重问题之一,调解可以大大缓解这种状况。由于调解协议是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调解结案能够起到息诉止争、减少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司法压力的效果,从而有效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发展。13

基于此,在以刘汉、刘维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中,由于被害人达19人之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一审法院确立了公正判决为主、和谐调解为辅的审判思路,审判人员兵分三路,分别在广汉、绵阳、成都开展调解工作,前后历时11天。白天约见当事人,办理有关法律手续,晚上整理法律文书,最终成功调解或由原告撤诉全部19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1·10”专案中附带民事诉讼以调解结案,确保被害人获得公正合理的司法救济,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彰显了社会正义。

      

      (三)

1.打黑除恶的动力与价值

结合办理“1·10”专案的实际情况,打黑除恶的原动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从社会发展层面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根本原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客观存在着“黑社会”的现象,当“黑社会”逐步控制着某一区域的经济时,就会出现与主流生产关系相背离的另类的生产关系,这种另类的生产关系之下的生产力,存在在“黑社会”非法控制的某一区域。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黑社会”非法控制的某一区域的另类生产关系严重制约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打击黑社会,就是要铲除非法落后的另类生产关系,建立起现代新型的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升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打黑除恶,实际上是对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革命。

二是从制度运行层面看,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核心原因。公共权力是基于社会共同需要而产生的,凝聚了社会公共意志,用来维持、调整和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秩序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性力量。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实现的手段是权力的运用,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这是公共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是指公共权力在运行中偏离了公共权力设置初衷的方向,出现了违背公共利益的现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正是抓住这一点,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手段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寻找保护伞,将黑恶势力渗透到公共权力中,谋取私利。公共权力运行的非公共化,虽然只是发生在个别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身上,但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传染性、牵制性,危害巨大。表现为:在政治上,损害政府的合法权威,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经济上,破坏正常竞争机制,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败坏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下降;在法律上,动摇了国家权威的基石即法律权威。惩治腐败,铲除保护伞是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必然要求。腐败本身并不产生黑社会,但是腐败现象的存在,却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催化剂。因此,打黑不是政治运动,是日常行为。

在办理“1·10”专案的过程中,要树立依法严厉打黑除恶,不能左,也不能右;不能纵,也不能枉;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实事求是,不能从重从快;用法治方式对待破坏法治的行为,以现代文明对付原始的凶残野蛮的理念。依法打黑除恶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打黑除恶获得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必然路径,更体现打黑除恶的价值追求:一是打黑除恶确保了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依靠非法、暴力的手段,控制民生行业,把持地区经济,拖国家工作人员下水形成利益共生体,严重阻碍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严厉的打黑除恶行动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固国根基,彰显正义的决心和魄力,为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理清障碍,夯实基础。

二是打黑除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需要的是公平、公正和稳定的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触及的领域断无公平、公正可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对地方经济掠夺造成的深层次破坏会引发相当深重的民怨,可以说,打黑除恶是顺应民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是打黑除恶提升了国民的安全感指数。中国有个成语叫安居乐业,“安”字为先,这是百姓最直接的本质诉求。只有生活在一个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激发人民的最大创造力,社会才会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往往伴随着毒品、赌博、色情交易、行业垄断、凶杀、斗殴等一系列让民众感到恐惧和不安的因素。打黑除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国民的安全感指数,当正义在阳光下得到弘扬时,邪恶就只能更加退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四是打黑除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打黑除恶必然要对涉案人员进行审判,由于涉黑人数众多,案情重大,在舆论的关注和监督下,法院必须秉持公正审判,尊重法律,尊重事实的态度,做到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 “打黑”不“黑打”。这不仅为全国树立一个极赋榜样意义的标杆,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修改和完善法律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五是打黑除恶弘扬了开放务实的精神。在打黑除恶中,除了法律规定需要保密的以外,及时发布大量案件信息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震慑了不法分子,不仅可以获得社会的大力支持,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打黑除恶本身就是为民服务的务实行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尊重民生,开放务实,弘扬正义,驱除邪恶的良好的党风、政风。

2.打黑除恶与宽严相济

要在打黑除恶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必须在制度层面和工作机制上使打黑除恶行为日常化、常态化。一是要充分认识到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一天就形成了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至1997年修订后刑法颁布实施前的十余年间,我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适用的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无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予以有力的打击,导致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迅猛。即使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实施之后,仅依《刑法》第294条的规定来应对错综复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显得过于单薄,立法条文设计也滞后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现实状况,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滞后,严重影响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使得“打早打小,打防结合”变成了纯粹的口号,无法落到实处。就现有的法律而言,缺憾过多,例如:(1)没有规定严厉打击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诸如妨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调查的犯罪行为等。(2)没有设计鼓励单纯参加犯罪组织者自动退出制度,弱化了分化和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力度。(3)没有规定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要实施比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更为严厉的刑罚,这样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4)没有建立剥夺或限制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业的权利和资格的制度,从而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新犯罪率高。

二是要打黑不黑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骨干成员要依法惩处,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同时要处理好以下关系:处理好执行程序法和执行实体法的关系;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处理好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关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严格执行法律与行使裁量权的关系;处理好贯彻刑事政策与执行法律的关系。做到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14

一切犯罪之界定,都应当以法律为标杆,这是罪刑法定时代的必然要求。李斯特著名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告诉我们,刑法之外还有刑事政策的指引,刑事政策是适用刑法的基本向导。刑事政策的贯彻和制定必须在刑法之内,而不能超越刑法;反之,刑法的实施必须体现刑事政策,促进刑事政策之落实。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时候,尤其应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妥帖运用刑法,力求宽严有度。

3.依靠法律与罪责自负

一方面,依法打黑除恶,要依靠法律而不是依赖法律。依靠法律是指以法律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不迷信法律,不唯法律论,不以法律干涉社会的所有问题,有法时依照法律而行为,不逾越法律,无法时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共同体利益为衡量,考察法的实际效果。依赖法律是指以法律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当法律没有规定时,鼓动扩大立法,寻求法律的支持,发展到极端的依赖法律就是唯法律论,没有法律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人的任何行为任何活动都必须由法律机械支配,无法律则无作为。在办理“1·10”专案的过程中,依靠法律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体现的尤为明显。在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范围和处罚标准时依照法律,在法律没有明确相应事项时依照司法者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基准是平民化的法律观和法律意识,而不是唯法律论,无视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机械、僵化地适用法律。如果在办理实际的案件中,机械地理解法律,追求所谓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原理,认为处罚某种行为违背法律之体系,必然会导致案件处理的结果为社会所质疑。因此,在打黑除恶中,不依赖法律而是依靠法律,视法律为打黑除恶的有力支持者而非唯一支持者,不局限于规范层面的法律原理,更多考虑案件办理的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适用财产刑时,要严格依法区分个人财产与单位(涉黑企业)财产的界限、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界限、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界限。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两种财产刑,即罚金(刑法第52---53条)和没收财产(刑法第59---60条)。罚金刑中所罚的是犯罪行为人(或其监护人或其他自愿缴纳人)的合法财产;没收财产刑中没收的是犯罪行为人个人的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对于犯罪行为人用于犯罪的财产或通过犯罪活动的违法所得以及违禁品,依照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依法应予追缴和没收,上交国库。因此,在适用财产刑时,一定要厘清财产的权属和数量,做到罪责自负、罚当其罪,避免伤及无辜,依法保护犯罪行为人本人以外的其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涉案企业的其他合法权益。

4.打黑除恶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久存分歧。同步论的观点认为,经济越发展,犯罪越增长。无关论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折衷论观点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经济越发展,犯罪率越高;在社会成熟稳定时期,经济发展与犯罪没有必然的关联。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支撑,其组织背后往往经营着一个甚至多个经济实体。在过去的打黑除恶过程中,经常出现“打掉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垮掉一批企业,下岗一批工人,拖累一批银行,危及一方治安”的现象,往往是高调开场,低调收尾,甚至是扔下一堆烂摊子无人管。这种不讲效率、不计成本、不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打黑除恶”,是有违法治精神的。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社会的矛盾冲突和犯罪现象是社会的常态现象,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要做到激情与理性的统一、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善于把犯罪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要学会与它们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要树立的科学犯罪观。

公平的经济社会制度是防止违法犯罪的重要前提。要全面深化改革。从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入手,调整好社会各集团、各阶层、各群体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财富再分配政策.关注低收入阶层,消除不平等;完善就业政策,扩大和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缩减贫富差距,从而有效减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员的来源,预防犯罪。特别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防止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瓦解黑恶势力“以商养黑”的经济基础。

5.打黑除恶与学者使命

在打黑除恶中,法学家应该面对社会热点问题予以回应。法学家不能自我贵族化,要平民化,走出书斋去解决社会问题。法学家可以是贵族,但法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贵族学科,法学的规则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只服务于少数人,法学必须进行平民化思考,贵族法学、精英法学从来就是少数人的臆想,一个脱离社会,脱离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平民化的法学思考需要具备以下意识:一是问题思考意识。法学的平民化思考要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问题是现实的,涉及一定的利益关系,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诉求,法律在制定和运作的全过程都必须以问题意识进行思考,制定法律过程中,要权衡多方利益,要在体现法的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法的运作过程中要权衡适用法律的利弊,寻求效益最大化的适当方法和手段。问题思考意识要求法律人进行法律活动时从问题出发,从现实出发,以法律的实际效果作为衡量法律行为适当与否的重要方面。打黑除恶活动中的法律运行也是如此,要把打黑的目的和实际社会效果放在法律运行的首要位置,只要不违背法的基本价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整都应当是允许的。

二是大局意识。大局意识,是指上升到国家和政治层面的角度去考量法律运行活动,单纯就法论法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学,只有在国家、政治、社会层面考量法律才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作用的法学,法律运作应当服务于大局,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法律在运作时应当思考和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打黑活动而言,良好的社会效果包括打黑案件的判决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打黑的社会作用被广泛接受等,大局意识要求法律人在思考打黑活动时不能局限于个别的法律原则,而应当着眼于打黑的实际社会效果、打黑行为的社会作用,不能生活在法律的封闭空间内,而应当借鉴政治和社会的眼光分析打黑活动的利弊,分析法律的社会效果、研究法律运作的司法作用,指导打黑活动中法律的运行。只有这样,从宏观角度认识支配下的打黑活动才能够符合国家和社会期望,才能够构建法治与和谐社会。

 

结 语

办理1·10”专案的体会远不止上述文字的组合。就案件异地办理而言,排除了地方的干扰,彰显了公平正义;就案件两审同地而言,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了司法资源;就案件庭审过程而言,保障了被告人权,彰显了司法文明;就案件定罪量刑而言,体现了罪刑法定,贯彻了宽严相济,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打黑除恶是社会共识,涉黑犯罪不仅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最重要的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是法治中国建设实践所不能容忍的。“1·10”专案的成功办理,加深了社会对当前我国黑恶势力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打黑除恶斗争的关注,积累了有利于全国打黑除恶的经验,为全国的打黑除恶提供了丰富素材,确立了涉黑犯罪定罪量刑的新标杆。

 

*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 本文刊载于《楚天法学》2015年第三期。

* 刘汉、刘维等涉黑案件,又称“1·10”专案,是指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经营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5项罪名一案的简称。

* 本文使用的未注明出处的案件材料及相关数据,除从官方公开媒体获得的以外,其余皆来自张昌尔主编《法律至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理“1·10”专》,特别书局2014年10月内部发行版。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1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湖北省委有关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2 根据官方媒体公开报道整理。参见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凤凰网等媒体报道

    3 王立峰:《关于追诉时效的一些思考》,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的有关案例。

    5 陈运财:《大法官释字第665号宪法解释评析》,载《月旦法学》2010年第176期。

    6 参见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7 参见张泽涛:《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程序研究——以关联性为主线》,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8 陈卫东:《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适用》,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9 汪海燕:《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10 汪海燕:《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11 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12 奚玮、叶良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

    13 王萍:《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1期(上)。

    14 康均心:《重庆打黑除恶的样本意义》,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

版权所有: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 电话:027-68753647 邮编:430072
邮箱:wdxsf@whu.edu.edu.cn Copyright@2010 备000000000号



投稿信箱
Title
XMLURL
URL
Type
Description
Content
Sources
LOADING...
MESSAGE
{Nets.Message} X {Nets.Time}
您提交的信息里有错误
信息内容...
5秒后平台将关闭本提示框。并为您跳转到相应地址。
 
您提交的信息里有错误
信息内容...
 
您提交的信息里有错误
 
关闭弹窗
正在加截内容...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