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期刑法学论文索引 -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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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期刑法学论文索引

发布时间:2015-05-24 20:20:59 来源: 关注:1799 打印本页 [字体: ]

《中国法学》2015年第1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李少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由于重受贿轻行贿思想作怪,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一直打击不力;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亦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此种状况,导致行贿人一再行贿,有恃无恐,结果是社会公正坍塌、公众普遍不满。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

关键词:行贿犯罪 执法困局 刑事政策 不正当利益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关键词:贪污受贿犯罪 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

 

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

王志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ECT­13­0062)资助,并系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刑法修改宏观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2WZD11)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韩雪同学在资料收集、观点提炼等方面对本文的形成有贡献,特此感谢。)

内容提要: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在废除最严重犯罪的死刑后所采取的替代死刑的处罚方法。目前,我国学者大多以完善我国的刑罚结构、削弱民意对于死刑废除的反对情绪、借鉴其他国家废除死刑的立法经验为依据,构建相应的死刑替代措施理论。但实际上,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在立法上并不存在生刑过轻的问题,因此,死刑替代措施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无存在的根基;死刑替代措施也非削减公众反对死刑废除情绪的最佳方法;国外的立法经验并不能成为我国刑法必须设立死刑替代措施的根据。

关键词:死刑替代措施 死刑废除 刑罚结构

 

《中国法学》2015年第2

 

事实因果与刑法中的结果归责

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的完善得益于梁根林教授为笔者提供在“当代刑法思潮”论坛上主讲的机会,得益于冯军教授、周光权教授、刘明祥教授、车浩副教授的点评意见,他们的意见促成了本文相关内容的重要调整与修改,在此谨致谢意。

内容提要:刑法的结果归责中,归因归责二分说框架对归因的简单定位,扭曲了归因与归责之间的关系。由归因层面存在论基础的差异入手,有必要从支配与义务两大维度去把握刑法中的结果归责类型。除主流理论认可的造成型因果、引起型因果与义务型因果的类型外,由疫学因果与风险升高代表的概率提升型因果,应视为新的归责类型。应当引入类型思维,借助支配力、支配可能性与归责的有效性的参数,对结果归责的类型展开考察。区分不同的结果归责类型在规范层面有重要意义,对实务中疑难案件的处理也有助益。事实因果的判断中,有必要引入NESS(即充分原因中的必要要素)标准与概率提升标准,以弥补条件公式之不足。

关键词:因果关系 结果归责 客观归责 风险升高 疫学因果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姜 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政策制约刑法解释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3CFX045)资助。

内容提要:刑法立法阻却事由是指可以阻却刑法修正的各种事由。立足于立法面向的刑法教义学,立法者必须把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人权原则、比例原则、效益原则等作为判断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标准。当一种行为已为刑法分则之罪名所涵摄、抽象性概念经由刑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可以明确、设罪违背比例原则要求的无先而后的逻辑规则存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或立法效益明显低于立法成本时,即存在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立法者应停止这种刑法修正。

关键词:立法阻却事由 法教义学 立法刑法学 比例原则 明确性原则

 

论我国刑法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及利弊

刘明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或单一行为人)体系,不存在共犯从属性说赖以存在的犯罪参与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29条第2款明文规定处罚教唆未遂;刑法分则将许多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将某些犯罪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明文规定为与实行行为同等对待,表明我国刑法没有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实行从属性原则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它会不适当地缩小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有可能放纵一些特别危险的教唆犯罪和帮助犯罪的发生。德、日刑法学中有关要素从属性的几种不同学说是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的,一些观点认为我国传统的通说采取了极端从属性说,肯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显然是忽视了我国传统刑法学与德日刑法学以及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的重大差异。我国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虽然不采取共犯从属说存在扩大教唆犯和帮助犯处罚范围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的途径来有效控制。

关键词:共犯 从属性 教唆犯 帮助犯 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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