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洪宪:深深怀念敬爱的马克昌先生 -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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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洪宪:深深怀念敬爱的马克昌先生

发布时间:2015-04-04 10:22:52 来源: 关注:1550 打印本页 [字体: ]

  莫洪宪  


  马克昌(1926~2011),河南省西华县人。我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卓越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1950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并留校任教,1950年至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学习。1958年被错划“右派”后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79年获平反后,与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等共同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并任系副主任、副教授,1983年接任法律系主任,同年被评为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批为博士生导师,1986年至1991年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2004年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0年被评为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曾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长(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法学学科小组成员等职。主要业绩为:1980年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被司法部指定为主犯吴法宪的辩护律师;参与武汉大学法律系和法学院的恢复与重建;参与1997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专著《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主编的《犯罪通论》和《刑罚通论》分别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主编的《经济犯罪新论》获中国图书奖;任主编之一的《刑法学》和副主编的《中国刑法学》分别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特等奖。其著述约400万字。
  
  一、一生历程
  马克昌(1926~2011),1926年8月12日生于河南省西华县红花集镇。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50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并留校工作,同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学习,师从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武汉大学法学系任教,为本科生讲授《刑法学》和《中国革命史》,开始了其献身法治和法学事业的一生。
  (一)牛刀初试展才情(1952~1957)
  进入武汉大学工作之后,马克昌先生满怀着对法学研究和法治的热情,开始了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的历程。1957年,马克昌先生在《法学》第1期上发表了《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文,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在学术氛围不佳的上个世纪50年代尤其难得,在当时的法学界引起了关注。该文虽是马克昌先生初出茅庐之作,但已展现出他从事法学研究的才华。
  1956年冬,马克昌先生应邀参加了我国刑法典的起草。当时,建国已近八年,而刑事审判仍无法可依,审判人员判案随意性非常大。马克昌先生迫切希望刑法典能尽早颁布,以让刑事司法有法可依,让人民的权利有法律的保障。1957年5月下旬,已成为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助理的马克昌先生得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即将召开,并向社会征集提案。马先生满怀热情,撰写了题为《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订刑法》的提案,并满怀希望地守候着制度建设方面的回音。
  (二)痛失20载青春年华(1958~1979)
  但对法学研究和法治事业的追求没有换来应有的肯定,反倒为马克昌先生带来了灾难。1958年,由于与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关系过于密切”及撰写《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订刑法》的提案等原因,马克昌先生被打成“右派”。自此开始,他过上了21年风雨飘摇的日子。
  被打成右派之后,马克昌先生被“下放”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去改造。到1959年9月,马克昌才被“摘帽”,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回武汉大学工作。由于武大法律系已经解散并合并到湖北大学,马克昌先生没地方可去,他在武汉大学农场蔬菜大队劳动了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3月,他才被调到武汉大学总务处伙食科工作,还当过一段出纳员。后来,他被调到了学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是书的海洋,对马克昌先生来说能够读书就是无比幸运的,他利用这样的机会,博览群书,蛰伏在知识的海洋之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马克昌先生因协助当时学校图书馆代馆长起草了《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与馆长、秘书长一起被强加上了“武大图书馆三家村”的罪名,无辜遭受了不少批斗。不久马克昌先生又被拉到东升公社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两个月后,马克昌先生才在群众的监督下,回到图书馆工作。自1969年11月开始,马克昌先生又先后被派往襄阳隆中的干校和沙洋农场劳动。马克昌并没有绝望,他暗暗告诫自己要保持平静之心,依然坚持读书学习。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马克昌先生获得了“解放”,继续回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重回久违的书海。在图书馆,他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文史著作,如《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韩非子》等,为他以后的法学研究奠定了极为深厚的理论基础。
  从1958年打成右派,到1979年被平反,21年的韶华已经流逝。但这21年期间,马克昌先生没有丧失信心,而是静静地偏安于图书馆一角,博览群书,默默等待云开雾散,冬去春来。
  (三)甘为法治献余生(1979~2011)
  1979年,文革十年浩劫终于结束,马克昌先生终于走出了政治迫害的沼泽,“青山已过人未老”,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中,用其余生30余载创造了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辉煌业绩,书写了自己人生最为辉煌的篇章。
  他与韩德培先生一起全力恢复武汉大学法律系,并担任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1983年接任韩德培担任法律系主任,1986年至1991年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在学术研究上,他于1982年参与了全国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材《刑法学》的编写,该书初步建立了我国刑法学的体系。他撰写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犯罪通论》、《刑罚通论》、《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新论》、《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等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他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批为博士生导师,2004年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始终活跃在法学教育的第一线,桃李满天下。
  同时,他长期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长和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法学学科小组成员等职,通过这些社会职务积极参与法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工作或法治实践。
  因痛惜被政治迫害耽误的大好年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在70至80高龄时每天仍然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过度的劳累,在慢慢消耗他的健康。2010年7月,马克昌先生被诊断为患上了“亚急性红白血病(M6)”。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马克昌先生让人将专业书籍、日语词典搬到他的病房,坚持读书写作,忘我工作,续写着他人生最后的篇章。在病房这段生命的最后历程里,他依旧心系法学事业和法治建设,拟定了与《犯罪通论》、《刑罚通论》相配套的姊妹篇《百罪通论》的编写计划,并亲自撰写了5万余字的书稿;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之邀,他针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征求意见稿,就刑法修订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刑罚结构调整、具体罪名修改与完善等十多个问题提出了具体书面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考。
  2011年4月12日,马克昌先生在病房中给博士生们上了他人生的最后一节课。
  2011年5月底,马克昌先生的病情开始恶化,转入了重症监护室。6月22日19时16分,一代法学大师马克昌先生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
  直至逝世前,马克昌先生还时刻惦记着尚未完成的个人著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还不时感慨已经没有精力去撰写构思已久的个人独著《刑法总论》。
  二、重要学术贡献、学术观点与治学品格
  (一)主要研究领域及学术贡献
  马克昌先生一生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其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中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和刑事政策学三个部分。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包括:
  1.参与构建新中国刑法学体系
  从1979年开始,马克昌先生终于迎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顺境,由此开启了其人生后30余年的顺风船。当时,我国刑法学术可以说是一片废墟,马克昌教授这一代学者就是在这片废墟上开始重建我国刑法学学术大厦。
  1982年,马克昌先生与高铭暄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共同撰写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出版,该书对1979年刑法进行理论阐释,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刑法学体系。该书是我国恢复法学教育后出版的第一部最权威的刑法学教科书,可以说,该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的发展道路,为我国刑法学此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因此,《刑法学》对于目前我国刑法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1年,马克昌教授主编的《犯罪通论》一书出版;1995年该书的姊妹篇《刑罚通论》出版。这两部白色封皮的著作被刑法学界誉为刑法学的“白宝书”,被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成为刑法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在《犯罪通论》中,马克昌教授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犯罪论序说-犯罪构成-犯罪形态-排除犯罪性行为”的犯罪论体系,这种从犯罪的基本形态到犯罪的特殊形态再到非罪的行为排列,使章与章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联系,克服了通行犯罪论体系的不足,增强了犯罪论体系的科学性。在《刑罚通论》中,马克昌教授建立了“刑罚论序说-刑罚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刑罚消灭-非刑措施”的刑罚学体系。
  通过上述著作,马克昌教授对中国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刑法学主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2.比较刑法领域的卓越贡献
  马克昌先生没有将研究的领域局限于中国刑法,他具有开阔的视野,非常注重比较刑法的研究。
  1996年,马克昌教授主持撰写了《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一书;2008年,该书修订更名为《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出版。该书勾勒了西方自启蒙运动到二战之后刑法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我国探讨刑法学说史最系统、深入也最具权威的著作,是一部“有助于后人超越刑法学说的历史,面向刑法学研究的未来”的专著。
  此后,马克昌先生又以70多岁的高龄,历时四载,撰写了比较刑法学的登峰之作《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该书共80万言,系统地梳理了以德日刑法学为主的刑法总论知识,为读者进入德日刑法学的理论大厦开启了一扇窗户。该书共参考了日本著作41种,德国著作4种,法、意著作各1种,苏联、俄罗斯著作5种。在这些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原著。除此以外,该书对外国刑法理论进行了体系性的叙述,使之更适合于中国学者阅读,这对于开阔我国刑法学者的学术眼界大有裨益,可谓功德无量。
  3.刑事政策领域的学术贡献
  马克昌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刑事政策问题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早在1992年,马克昌先生即主持编撰了《中国刑事政策学》一书,该书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马克昌先生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认为:(1)“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是相符合的,但其关键在于“依法”从重,即依照刑法的规定在对该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选择重的刑种或高的刑度处罚。(2)罪责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严打”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3)“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不能离开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4)改变我国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仅靠“严打”是难以实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
  21世纪伊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论和实务中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该政策出现了巨大分歧,马克昌先生及时发表多篇论文对该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马克昌先生详细考察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演进,指出该政策经历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发展进程。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于对“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为了适应犯罪和犯罪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的需要并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力求实现对犯罪人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提出了“宽严相济”这一新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马克昌先生强调要全面把握,要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
  马克昌先生对刑事政策的研究在我国独树一帜,他的研究和建议对于厘清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政策的认识,为我国科学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马克昌先生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
  1.有关谦抑原则与市民刑法的观点
  谦抑性是近代以来刑法的基本属性,但在我国,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马克昌先生提出,谦抑原则是刑法本身性质的当然要求,采用谦抑原则有利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符合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传统,我国刑法也应采用谦抑原则,应确保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
  在现代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之下,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特点,马克昌先生提出,法益保护早期化不能贸然地而只能谨慎地进行,刑法应采用谦抑的法益保护早期化原则,而在我国,特别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1)关于刑法分则中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行为入罪。(2)关于刑法总则中规定的犯罪停止形态的适用。马克昌先生指出,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是一种普遍性规定,因而不需要针对某种危险行为再规定犯罪停止形态。对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行为的处罚,马克昌先生强调要特别注意刑法谦抑原则。对普通犯罪的预备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只有对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的预备,才可能依法予以适当处理。
  马克昌先生指出,刑法的机能与刑法的性质密切相联系,是变化发展的。他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体现和强化了刑法的保护机能,1997年刑法显示了我国刑法既有保护机能,也有保障机能。当前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上,我国刑法应当强调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并重与协调。在此基础上,马克昌先生提倡应当引导刑法从国家刑法转变为市民刑法。
  2.有关犯罪构成分类的研究
  对犯罪构成分类进行专题研究,马克昌先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人,他对犯罪构成分类的研究也是当时最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现已为我国刑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广泛接受。
  3.有关犯罪停止形态的观点
  马克昌先生指出用故意犯罪的阶段来概括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是不科学的,故意犯罪的过程、阶段与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是不同的概念,需要严格区分。故意犯罪过程是指从犯罪预备,经犯罪的实行,到犯罪结果发生的全过程。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出阶段性,为故意犯罪阶段,包括犯罪预备、犯罪实行和实行后三个阶段。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发生的各种犯罪形态,在理论上,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表现为两种类型:即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既遂)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包括犯罪预备、未遂与中止。在当今刑法上,故意犯罪过程、阶段以及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和关系已被厘清,对此马克昌先生功不可没。
  马克昌先生在该领域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首次在我国提出了预备犯的概念,澄清了犯罪预备阶段、犯罪预备行为和预备犯概念的关系。
  4.有关共同犯罪的研究
  共同犯罪,是马克昌先生研究非常深入的一个领域。早在1987年,马克昌先生就与李光灿先生、罗平法官合著了《论共同犯罪》。此后,马克昌先生又相继发表有关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十余篇,研究涉及共同犯罪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共同犯罪的概念和要件、片面共犯、共同犯罪人分类、教唆犯性质、共同犯罪与身份等问题。在外,他还基于部分行为全体责任的原理,详细研究了共同犯罪场合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及既遂等问题。这些观点大都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通说。
  5.有关集合犯的研究
  马克昌先生对一罪与数罪的研究在我国同样是先行者,其独到的观点主要在于集合犯等方面。我国传统刑法素来重视对惯犯的研究,并没有集合犯的概念,但鉴于97刑法取消了惯犯的概念而增设了营业犯的规定,马克昌先生借鉴德日刑法理论,对集合犯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昌先生是国内首次提出集合犯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此后我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该问题。
  6.有关刑罚本质与刑罚功能的观点
  刑罚论也是马克昌先生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他认为,刑罚本质宜理解为对犯罪的惩罚性亦即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教育虽然系某些刑种具有的属性,并非为一切刑种所具有,因而不应理解为刑罚的本质。他认为对我国刑罚的功能应从三个方面把握,即:(1)对犯罪人的功能,具体包括惩罚功能和改造功能;(2)对社会的功能,主要是威慑功能、教育功能和鼓励功能;(3)对被害人的功能,主要是平息被害人和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
  7.对死刑问题的态度
  马克昌先生很早就关注对死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既不能轻视死刑,废除死刑,也决不能迷信死刑,滥用死刑;应坚持少杀、慎杀政策;必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必须要严格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必须要达到罪行极其严重,要与犯罪分子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了限制死刑适用,保证死刑案件质量,20世纪90年代初,他针对我国死刑复核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认为对于死刑复核案件,应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2003年他又指出,为了正确地适用死刑,应当改变目前实行的死刑核准制度,而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死刑核准权应收回最高人民法院。
  马克昌先生还特别研究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指出死缓是“少杀慎杀”政策的体现,是限制死刑执行的有力措施;死缓符合世界限制适用死刑的趋势,体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他的观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8.有关经济犯罪的观点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马克昌先生指出:过去我国实行的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我国刑法基本上是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刑法上的不少观念和制度,是这种经济体制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也要随之转变。要改变强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刑法观,树立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刑法观;要改变单纯以危害统治关系为标准的犯罪观,补充树立以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要改变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刑罚观,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刑罚观。他强调:(1)刑法不仅要重视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也要重视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功能;刑法既要保护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也要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刑法的打击重点,应从以反革命犯罪为中心,转到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上。(2)对我国传统的危害统治关系的犯罪观应加以补充,行为是否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应作为考虑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因素。(3)在刑罚观方面,我国需要改进罚金刑的立法与适用,要注意刑罚适用的经济性,强调罪刑相适应原则。他的上述刑法观念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可,但20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举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应当何去何从尚处于懵懂、争论的背景下,马克昌先生的上述见解无疑具有前瞻性,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三)马克昌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治学品格
  1.面向实践的治学方法
  马克昌先生对刑事法治的奉献,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上,亦体现于他对法治实践的参与。他参与了1980年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改活动,提出过许多刑法及其关系法的修订意见。他所提倡的理念,如“慎用死刑”、“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向”等,影响着我国刑事法治的走向。此外,或凭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的身份,或借给公检法系统讲课的机会,马克昌先生总希望自己的理念和行动,能够有益于刑事法治建设。他力争用每一次可能的机会,推动刑事法治的前行。马克昌先生曾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克尽职责,提出了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第一个“质询案”。在处理现实问题时,他心中只有刑事法治本身。为了这一终极目的,他敢于直面权力、人情乃至公众舆论的挑战。
  2.面向世界的研究方法
  马克昌先生在从事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时,有着开阔的视野。他一直在尝试将中国的法治事业与全球的法治进程联系起来,用全球范围内的理论成果促进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与法治事业的发展。
  他主编的《犯罪通论》与《刑罚通论》这两本书,就充分地吸收了德日刑法学知识,从而使其在学术上具有前沿性。《犯罪通论》详细介述了德日刑法学中构成要件理论的演变历史、西方行为理论等内容;《刑罚通论》介述了西方国家关于刑罚权根据的理论以及前科消灭、复权等内容。
  此后,他又专门从事比较刑法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除此之外,在法学教育方面,马克昌先生也始终以国际化的视野高度关注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他运筹帷幄,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马克昌先生非常重视有计划地选派青年学者赴国外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所去学习深造,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法学教育条件,提高法学院的院师资水平。马克昌先生曾是中美法学教育交流项目中方委员会委员,他大力鼓励并热情推荐武大法学院青年教师和在读研究生参与该项目,为该项目的顺利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15年间,武大法学院先后有40余位中青年教师和当时在读的研究生通过该项目被选送到美国一些著名法学院攻读学位、进修课程或从事研究工作。
  马克昌先生能熟练地阅读和应用日文,他与日本许多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马克昌先生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建立了深厚友谊,有口皆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10月12日至17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和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21世纪(总第八次)中日刑事法研讨会。研讨会增进了中日学术和文化的交流,提升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了武汉大学的知名度。后来,西原春夫先生和马克昌先生约定武大法学院定期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留学,日本成文堂出版社定期向武大法学院赠送日语原版刑法专业图书。
  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历史悠久,在世界刑法学界具有极高的声誉。马克昌教授与马普所所长、著名刑事法专家Hans-Joerg Albrecht教授、Ulrich Sieber教授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马克昌先生的努力下,马普研究所与武大刑事法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定期相互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活动。
  据初步统计,马克昌先生亲自邀请并接待国外境外法学专家和学者来武大法学院访问、讲学就有100多人次。他曾先后赴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匈牙利、巴西、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凭借自己在国际上的崇高学术威望和影响力,积极推动中美、中日、中韩、中德之间的法学交流。在他的指导和协助下,武汉大学法学院以及武大刑事法研究中心与世界多所一流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交流关系,由于他的推荐,很多的青年学子得以出国深造。他为武汉大学法学院与国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与时俱进的刑法研究
  马克昌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刑法知识、任何刑法制度都必然是那个时代的,不同国家的刑法知识、刑事立法会由于时代不同而不同,因此研究必须保持与时俱进。
  参与1997年刑法修订时,马克昌先生对此体会尤深。1979年刑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当时经济犯罪形式比较简单,有的犯罪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所以当时的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只有15个条文,规定了13种犯罪。并且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情况,规定了“投机倒把罪”和“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的经济体制已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建设已取得相当成就,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新型经济犯罪,因而1997年刑法修订草案,不仅将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章名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取消了原来的“投机倒把罪”和“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并且以92个条文,分为八节规定了116种犯罪,其中许多犯罪如虚报注册资本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罪,信用证诈骗罪,侵犯著作权罪,串通投标罪等,都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产生的犯罪,可以说这些犯罪过去均闻所未闻。
  同时,由于国家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新的形势之下,社会主义建设取代了社会主义革命。因而1979年刑法第1条中的“结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第2条中的“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10条中的“一切……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犯罪”等,在1997年刑法中,“社会主义革命”一词统统加以删掉。这意味着我国现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马克昌先生提出的很多观点,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治学思路。他敏锐地把握住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强调我国刑法应注重保障人权,走向市民刑法。这是他晚年提出的重要思想之一。
  4.人品与学识的合一
  马克昌先生一直强调,要做好学问,得先学会做人。他淡泊名利,不问功与名,但求对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真正有所贡献。谈到做学问,他曾说:“写文章要厚积薄发。文章写得又多又快,最后往往让人记不住。我主张多读一些书,多写出一些精品来,像我的《比较刑法原理》作品,就整整用了四年时间。”他常对学生强调,要“做人像人,做事像事”,要求学生们作为法律人必须知道良心和法律,要明白准绳是什么,要仗义执言,假话绝对不可以说。
  他自己有一条规矩,凡不是自己写的文章,绝不署名。虽然很多学生的文章都得到过马克昌先生的认真修改和悉心指教,除了他对文章主体有创造性贡献的少数例外之外,他没有发过任何合署的文章。
  也正是这样近乎完美的要求,才造就了他高尚的人格;也只有以这样的高尚人格,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三、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一)恢复与重建武大法学院
  武汉大学法律系1958年被撤销,1979年拨乱反正之后,恢复法学学科的重建成为武汉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昌先生与韩德培先生等人组成法律系筹备组,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了法律系的恢复重建工作。马克昌先生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恢复法律系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决心把动乱年月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组织人力把武大图书馆法律方面的书都清理出来,为法律系建设做好充分准备。他们迅速从校内调回流失的法律教师,从校外召回或补充师资,恢复图书资料室,建立系内机构,进行教育科研的各项准备工作。1980年,武大法律系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武大法律系正式恢复了!
  1983年马克昌先生接替韩德培教授担任法律系主任,马克昌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不辱使命,谋划重现珞珈法学教育辉煌的宏伟蓝图。马克昌先生等四处奔波,召回昔日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求贤若渴,不拘一格,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在韩德培先生、马克昌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热情的感召下,教师队伍迅速壮大,到1980年新生开学时,法律系的教师由7人增加到30多人,一支覆盖法学主要二级学科的师资队伍基本形成。这为武汉大学法律系建设争取了速度。法律系很快走在了全国各院校法律系的前列,马克昌先生对此呕心沥血,居功至伟。
  自1979年武汉大学法律系重建后,马克昌先生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长达12年。他数十年如一日,为武汉大学法学院跻身于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系行列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功勋卓著。在马克昌先生引领武大法律系、法学院的这段流金岁月里,法学院形成了一种相互理解、团结向上、同心协力、奋发有为的良好风尚。他以对法学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谱写了一段无比辉煌绚烂的盛世篇章!
  (二)桃李满天下
  马克昌先生是杰出的法学教育家。1983年9月,他被评为教授,并开始受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三年后,武汉大学法学院成立,由他出任第一任院长。在韩德培先生与他为首的一代法学家的带领之下,武汉大学法学院迅速成为全国一流的法学院,成了法律人才培养的重镇。马克昌先生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达12年,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武汉大学刑法学科,1986年就被批准为刑法学博士学位授予点;1992年又取得首批刑法学博士后流动站资格。
  马克昌先生从教61年,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桃李满天下。他亲自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数以百计,其中有的已任国家最高法院副院长或大学校长;有的已成长为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在跨国机构、企业中担任要职。因马克昌先生指导的学生群体展现出的强大实力,被日本学者尊称为法学的“马家军”。
  马克昌先生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我国法学教育之中,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学科的梯队建设,是学生的开题报告,是学生的事业发展。在其逝世之前的两个月,身患重病的马克昌先生还在病房中给博士生们上了他人生的最后一节课。他毕生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师德如霖,泽被桃李,不愧为珞珈山的一代师魂,在我国法学领域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三)建立马克昌法学基金会
  为使中国法学研究加速发展步伐、更好地培育法律人才、多出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马克昌教授出资、募资建立了“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该基金会于2007年10月27日,它是新中国第一例由教育厅、民政厅批准的,依法注册的由学者个人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会。基金会以弘扬法学、推进法治、启迪后学为己任。基金会成立后,马克昌教授还多次将稿费、生日礼金等个人收入捐给基金会,并倡议设立奖学金、奖教金。该基金会在奖教、奖学、奖励科研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马克昌先生已经长眠,但他依然在积极影响着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与法治事业的发展。
  四、法治建设业绩
  (一)特别辩护--登上中国法治事业最瞩目的舞台
  1980年10月,马克昌先生受命前往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参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的讨论。当时参与讨论的一共有32位专家,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是他们的组长。专家组对起诉书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讨论,去除了起诉书中的几个罪行,并就审判依据究竟应当是1951年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还是1979年通过的《刑法》进行了讨论。
  讨论结束后,马克昌先生受司法部委派,参加“两案”辩护组,担任该案被告人吴法宪的辩护人。马克昌先生对特别法庭提出了辩护意见,指出起诉书中一项不能成立的罪名,指出被告人吴法宪并非首犯,且能够认罪、悔罪,并揭发同伙,对此应考虑予以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可了马克昌先生的辩护意见。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昌先生没有将视线聚焦于“文革”的私人恩怨之上,而是选择了符合法治期待的方向。他和与他同时代的法律人一起,把外界预测的“走过场”,浇筑成了中国法治建设事业史上的里程碑,树立了律师的形象,它预示着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象征着中国法治事业的开端。
  (二)参与97刑法的修订与完善
  1997刑法修订期间,马克昌先生曾3次参加座谈会,历时20余天,并撰写了书面意见,对刑法的修订提出了非常详尽的建议。其主要意见包括:第一,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第二,坚决主张取消类推制度,提出取消类推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需要,并不会导致放纵犯罪,而保留类推不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第三,支持规定法人犯罪,并对刑法中如何规定法人犯罪及刑事责任提出了条文设想;第四,主张削减死刑罪名数量;第五,主张将保安措施引入刑法。
  “97刑法”颁布后,得到我国社会的广泛好评,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对于推进我国依法治国和刑事法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就凝聚着马克昌先生及其他一些刑法学者的大量心血。
  (三)对法治实践的参与
  马克昌先生在繁忙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之余,也曾长期担任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的社会兼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推动法治建设。而且,就如他参加“世纪大审判”一样,他从来没有将这样的过程作为走过场,相反,他将其作为推动法治事业的重要途径。
  他曾长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经常参与重要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咨询讨论活动。马克昌先生的意见总是既考虑法律的科学性,又结合国家的发展实际,深思熟虑,切中时弊,常常得到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的高度肯定与积极采纳。
  
  五、主要论著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995;1991.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996.
  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马克昌.马克昌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005.
  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
  马克昌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大陆法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马克昌主编.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010;2007.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995.
  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07;2010;2011.
  马克昌主编.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二十一世纪第二次(总第八次)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文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 .中国法学.2007(4).
  马克昌.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马克昌.罪刑法定主义比较研究[J] .中外法学.1997(2).
  马克昌.有效限制死刑的适用刍议[J] .法学家[J] .2003(1).
  马克昌.中国刑法学60年反思[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昌.马克昌文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莫洪宪.马克昌教授刑法思想精要 人民检察[J] .2011(13).
  莫洪宪.马克昌:献身法治终不悔 且将暮年作青春  中国社会科学报[N] .2012,6,18.
  彭卫东.马克昌传[M] ,武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李健.一代宗师,风范永存:马克昌先生追思文集[Z],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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